非洲猪瘟肆虐百万头生猪被扑杀 猪粮如何安天下？

截至目前，世界上共有13个国家根除了疫情，采取的措施也只是国际通行做法，即捕杀、消毒、无害化处理与提高养殖生物安全防护等。生物安全防护指的是为控制传染源，阻止传播途径，提高易感动物的抗病能力，减少和清除病原微生物所采取的一系列规则和步骤。

在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理事长、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畜牧研究所研究员王立贤看来，生物安全防护是防控疫病、降低疫病发生风险最有效、成本最低的措施。王立贤说，到国外参观任何一个猪场，都要先洗澡，甚至至少隔离48小时才能进入，“在国外，这是一种常态化的做法”，但在国内，很多中小规模猪场“人流、物流都随意进出”。

非洲猪瘟在国内爆发后，郭秀山迅速将猪场的防范措施加强。猪场大门前，设有深为10到15厘米的消毒池，内含氢氧化钠，定期更换，用于车辆进入时轮胎的消毒。猪场内，工作人员被要求减少外出，一日三餐由外面做好后送入，每人各司其职，不准串舍。

对于每个生猪养殖户来说，当下是生死存亡的时刻。同样位于河南的养猪龙头企业——牧原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也在非洲猪瘟来袭后，对硬件设备、管理方式加码升级。牧原集团品控经理周兰兰称，为了减少人和车的传播途径，料车不再进入猪场，而是直接将饲料运到场外的集中料罐，料罐有连接到各个猪舍的管道，通过机械化操作，饲料直抵终端。此外，养殖场还新增了车辆洗消中心和洗澡间，增强人员、车辆的消毒、隔离，销售区进行了分区，阻断客户与装猪台接触，猪舍内增加了新风系统，过滤空气，阻断病原传播。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养猪学分会副理事长、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王楚端认为，虽然非洲猪瘟属于“新敌人”，但此次疫情横行仍暴露出养殖户平时卫生防疫做得不到位，对于生物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同时，由于国内民众有喜欢吃“热鲜肉”的消费习惯，即生猪屠宰后，即刻拉到市场上去卖，这就使得生猪屠宰、运输过程中，会带有病菌，此外，生猪的长途调运，也进一步加剧了疫情。周兰兰称，非洲猪瘟对生猪养殖场的生物防护体系和管理措施提出了更高要求，提高了行业准入门槛。

防疫关键在于养好猪

在现实语境中，疫病防控往往还有着更简单直接的杀手锏——打疫苗与使用抗生素。

就疫苗而言，由于其更新的速度远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蓝耳病等，因此，其产生的免疫力实际上会有局限性。另一个问题在于，很多小规模养殖户因为专业技术水平、检测条件所限，对于猪该打什么疫苗、怎么免疫并不清楚。“很大程度上是疫苗销售人员给他们写个免疫程序，但适不适合他的猪场，不一定。”王立贤说，相比之下，在国外，很多猪的常见病都通过小比例淘汰病猪的方式净化掉了，因此，打疫苗的情况并不多。而国内某些猪病的阳性率还太高，淘汰会影响生产。

至于抗生素使用，在郭秀山的观察中，国内很多猪场的猪从一降生就享有“药罐子”的待遇，“从仔猪的饲料开始，就往里加预防性药物，一感冒发烧，不问什么原因，就赶紧打针，一直用药到出栏体重，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抗生素是用来治病的，治疗用药是没错的，但一定要对症。”这是王立贤对于抗生素使用的态度。他将养殖中添加抗生素称之为“做保健”，让他纳闷的是，“小孩一出生不提倡吃抗生素，为什么猪这样？”“猪群周转要保健、季节变换要保健，再加上定期保健，我们的猪比我们人类做的保健还要多。”在一份《养猪业的发展趋势与我国的出路》的报告中，他曾这样感叹。

这么做的后果不仅浪费了药物，增加病毒的耐性药，还破坏了猪自身的防御免疫系统。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虽然非洲猪瘟本身来势凶猛，但疫情肆虐也与国内猪群由于长期使用抗生素造成的自身抵抗力弱、一直处于亚健康状态不无关系。更进一步，王楚端还称，由于国内对抗生素管理不严，很多兽药在休药期(即动物从停止给药到许可屠宰的间隔)仍被使用，造成药物残留，进而使得药物随着食品流向人们的餐桌。

世界范围内，无抗生素养殖早已成为趋势。1986年，瑞典宣布全面禁止抗生素用作饲料添加剂，成为欧洲实施无抗饲养最早的国家。2000年，丹麦政府下令，所有动物，一律禁用一切含抗生素饲料，治疗用抗生素依旧被允许，但有严格限制。无抗条件下，养殖户通过延长小猪断奶期、在饲料中使用益生菌等替代品、建造干净通风的猪舍、自动化控制环境来维持猪群的健康。如今，丹麦一头母猪年提供成活仔猪数(PSY)、肥猪数(MSY)在30头上下，90%以上的产品出口至全球120多个市场，被称为“养猪王国”。2018年，农业农村部也发布了《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试点工作方案》，方案称，力争用3年时间，减少使用抗菌药类药物饲料添加剂，兽用抗菌药使用量实现“零增长”。

在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颜培实看来，无论是物理的消毒、隔离，还是依靠抗生素、疫苗的防护，更大程度是一种疲于奔命的工程防控，称不上饲养的主流，“我们健康生产的口号提出多少年了，可很多企业到今天仍然没有正视”。相比之下，“只有让空气清新，猪舍的温度适宜，这才是我们真正健康生产的主体，这样疫病也就得以控制了，因为动物是健康的，它的防病能力就强了。”颜培实说。

王立贤把饲料、水、空气称之为猪生长发育的最基本营养，将猪场环境看作猪生命质量最基础、最重要的因素。现有研究表明，高温会使生长肥育猪的抵抗力明显下降，体热平衡被破坏，严重时可心力衰竭而死，低温环境则会导致仔猪腹泻等疾病的发病率明显上升。猪舍相对湿度低于30%时，病源菌更易感染，猪易得呼吸系统疾病。当猪舍内的氨气浓度过高时，会损伤猪呼吸道黏膜屏障的微结构，氨气还可以作用于不同的免疫细胞，影响机体的免疫功能 。

世界范围内，将给动物提供适宜的生存环境，满足其活动、表达天性等自由称为动物福利，这被证实有助于动物快乐、健康生长。这一概念在1960年代提出，是为了应对欧美国家集约化养殖出现的种种弊端，如今，这一理念在更广范围内应用。

在郭秀山的养猪场，通过微生物的发酵，能将猪粪污中本应散发的臭气熏天的氨气，以有氧呼吸的形式，转变为一氧化二氮排出，使得猪舍内空气质量良好。另外，相较于传统的集约式养殖，发酵床的养殖密度较低，在63平方米的猪栏中，郭秀山会养18~20头母猪，每头母猪的活动空间能达到3米，这样猪可以尽情放飞自我。在颜培实看来，发酵床养殖就是一种满足动物福利的养殖方式。按照郭秀山的测算，这种模式下，每头商品猪的药费能较传统养殖降低50%~75%，即从每头80元降到20~40元。但这种技术，对饲养人员的要求也较高，一方面，要对发酵床及时翻动，避免粪污局部积聚，造成发酵床“死床”，引发病原菌滋生的风险，另一方面，由于猪只个体间的差异，对其要予以更精细的照顾。同时，锯末等垫料来源也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2016年起，牧原集团也开始在10万头商品猪大军中，采用福利产床、自动饲喂系统、给猪提供玩具等养殖方式。每头猪的医药成本此后从87.64元下降至62.8元。

为了让猪健康成长，互联网大佬们同样使出浑身解数。早在2009年，网易就投身养猪业，养的味央猪不剪牙、不断尾、可以听音乐，专享猪用马桶；阿里巴巴2018年研发了一套名为“ET大脑”的人工智能系统，全面监测每头猪每日的体重、进食及运动状况；今年5月7日，京东也宣布入局，推出“猪脸识别”技术，能依据每头猪不同的营养需求，精准控制饲料，令其身材完美，体态健康。

猪粮如何安天下？

在中国，“猪粮安天下”的说法自古有之。国内每年要出栏(达到屠宰重量)生猪达7亿头，占全球总出栏量一半以上，同时，中国也是猪肉消费大国，根据网易味央发布的《2018国人猪肉消费趋势报告》，每人每年要吃掉近40公斤猪肉。在国民肉类消费中，猪肉占比能到62%。

但非洲猪瘟疫情无疑让无肉不欢的局面受到影响。农业农村部称，今年3月，生猪存栏环比下降1.2%，同比下降18.8%；母猪存栏环比下降2.3%，同比下降21%。下降幅度、速度之快，是近十年来出现的最大值。

存栏减少必然会带来价格的上扬，像这样因供给对猪肉价格产生影响的怪圈称为猪周期。通常，猪周期三年到三年半一轮回，其间，疾病也会入局，进一步搅皱这一池春水。王楚端这样描述三者的关系：当市场行情好时，养殖户会蜂拥而上，买来猪群饲养，等达到出栏体重时，市场上的供给就会过剩，造成价格走低，这样一来，养殖户赚不到钱，对猪群的卫生防疫措施就会跟不上，于是，“行情一下来，疫情就起来”，抵抗风险能力较差的小规模农户也会在过程中加速离场。

中国的养猪业中，小规模农户依旧为主体。目前，每年出栏生猪中，有70%来源于规模为500头母猪以下的小型生猪养殖场，5000头母猪以上的猪场总出栏量不到1亿头。近年来，环保政策趋紧带来的禁养区养殖户的关停、产业集中度的变化或对生猪产业的价格逻辑产生着新的影响。

在颜培实看来，虽然猪周期显现出的是市场价格的波动，但这也恰恰反映出一直以来国内生猪生产的无序性，导致猪肉“价高伤民、价贱伤农”，影响养殖户补栏的积极性。相比之下，诸多欧美国家，每位养殖户的饲养规模都会依据其周边土地的粪污消纳能力作出规定，实行种养结合，并且，国外的行业协会还会采取强有力的监管。

以丹麦为例，1公顷土地允许养5头母猪，每个农场的饲养上限不得超过1500头母猪，如果想要扩大规模，必须要有相关部门和机构对其环境效应评估后的许可。在丹麦，养猪还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农场主不得向自己的子女无偿赠送或遗赠农场，子女只能按市场价格购买，此举旨在保证农场继续由有志务农者来管理。想要成为农场主，要经过5年的专业课程训练，获得“绿色证书”，之后还要定期参加继续教育，更新知识结构与管理技能。此外，丹麦还有着上百年的合作社制度。合作社是农民参与其中的自助组织，能适时向政府部门提出建议，打通生猪养殖、屠宰、销售等各环节的利益分配。

中国养猪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生产水平不高。2015年，养猪市场平均每头母猪提供的商品猪为16.52头，全程死亡率超过20%，远低于养猪发达国家母猪年提供25头以上商品猪的水平。

在王立贤看来，正是猪群的不健康，制约了其遗传潜力的发挥。颜培实分析称，是因为养猪户过于追求高产而忽视母猪健康，结果事与愿违，“一些猪场把过去我们避开寒冷、避开最热时节让母猪生产的管理措施丢掉了，导致了仔猪过高的死亡率。”而且，母猪的产后护理也做得不到位，使其繁衍压力过大，体况不能支撑。

此外，近些年，国内的养猪户从国外引种后，自己没有很明确的育种目标，形成了“引种—退化—再引种”的怪圈，“国外把我们的高产基因引到大白猪里去，我们还重新再引人家的种猪”。颜培实认为，这其中根本的症结是，相比二三十年前，“我国现在下沉到畜牧生产中的专业技术人员越来越少”“很多大型企业都是生产技术上的矮子”，相应地，更多力量愿意投身到利润丰厚的饲料及兽药、疫苗以及产品加工环节中去。

生产能力的下降意味着培育更多的母猪，花费更多的成本。如果每头母猪能提供18头商品猪，就能少养母猪352万头，节约饲料410万吨。但现实中，中国的生猪养殖成本比美国高40%左右，每千克增重比欧盟多消耗饲料0.5千克左右。

在世界人口迈向90亿的过程中，粮食危机的身影一直未曾远离。有数据表明，每生产一公斤猪肉，大概需要五公斤谷物，每生产一公斤鸡肉，需要两公斤谷物。为节省粮食，不少业内人士认为，未来民众可能更多消费的是鸡肉。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陈洁曾撰文称：猪肉产量占我国肉类产量的比重已经由改革开放初期的90%以上下降到60%多。从发展趋势看，“猪粮型”农业生产结构势必向着多元结构转换。今后的畜牧业将突出奶业、肉牛、肉羊业的发展。

王立贤说，以欧美的数据来看，每6到7年，猪场数量就会减少一半，但每个猪场养的数量却在增加，中国也在经历这样的进程。未来一段时间，养三五千头母猪的猪场会越来越多，同时，“公司+家庭农场”的方式也是被看好的养殖方式之一。也就是说，小散养殖户要摒弃过去“小而全”的一条龙生产体系，可以与大公司签订合同，专门为其养商品猪，减小风险，更稳定地获取利润。王楚端认为，今后，养猪企业所要达到的是动物福利、生产效率、价格品质几方面的平衡，在提升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的同时，防控好疾病、达到环保底线。

作者：杜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