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棒单霁翔出任故宫新“掌门” 为什么是王旭东？

“王旭东刚来的时候，对敦煌一无所知，对文物保护工作也充满了困惑。但好在他非常低调实干，适应能力比较强，安排了事情就去做。虽然平时不怎么爱和其他人说话，但谈到关于地质的知识，就会滔滔不绝。”一位和王旭东共事过的研究员告诉全天候科技。

敦煌研究院第三任院长樊锦诗曾说，去莫高窟参观，实际上是进入到文物库房去参观，在一定程度上对文物是一种伤害。敦煌文物保存在被大量发掘之前能够得以完整的保存，是因为有特殊的环境——气候的干燥和洞穴的黑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位于甘肃河西走廊最西段的敦煌，基建还不像如今这么完善。位于敦煌市区东南25公里处的鸣沙山和三危山峭壁交界处的莫高窟，当时已经挖出近500个洞窟。随着莫高窟开发的深度越来越大，文物保护的环境愈加复杂。不仅是新出土的洞窟，很多前期被辛苦修复过的洞窟，都面临着遭受风沙侵袭掩埋、空气氧化和雨水浸泡的危险。珍贵的壁画和雕像可谓危在旦夕。

彼时，刚刚来到敦煌的王旭东，虽然不懂文物保护和修复，但他很快发现，自己所学的地质知识完全可以在这里发挥和运用。随着像王旭东这样的理工科人才的加入，敦煌研究院开始密切和美国盖蒂保护研究所的专家合作，从环境监测到壁画制作材料、工艺以及岩体内和壁画地仗层（壁画和岩壁之间的草泥或麻泥层）中盐分的分析，为莫高窟制定一整套“病因”筛查方案。

随着工作的开展，王旭东在敦煌的归属感越来越强烈，渐渐把对科研的热情，转化成对文物保护的执着。“那时他常常泡在洞窟里研究，敦煌的冬天非常冷，在洞窟里工作的时候，一层层地穿了棉裤都会觉得冷气从脚底渗透全身，王旭东就能在里面待一天。有时候过年他也不回家。”一位敦煌研究院的老研究员说，“王旭东每次从洞窟工作回来后，都会认真在笔记本上涂涂写写画画。年复一年，这种记录从不间断，办公室里就数他笔记最多，堆成了小山，他还会时不时翻看。”

因长期工作在保护莫高窟的第一线，王旭东对于相关知识的渴求更加强烈。他一边在艰苦环境中工作，一边增强自身专业知识。“考研究生和博士的时候，他白天工作，晚上熬夜复习，有时周五工作结束后还要坐一夜火车去兰州复习考学，非常辛苦。”1995年，王旭东考入了兰州大学地质系，在职攻读硕士学位。1999年，他又考入兰州大学资源环境学院，在职攻读地质工程博士学位。2003年，王旭东获得了工学博士学位。

凭借不断努力，王旭东渐渐从基层研究员变成研究院的管理人员。在敦煌研究院工作期间，王旭东在各级刊物上发表了60余篇论文，合作出版了3部专著。作为项目负责人，他还主持过30余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壁画及土遗址保护加固的勘察设计和现场施工，承担国家文物局和科技部下达的文物保护重点研究项目20多项，主持或参加与美国、日本、英国的国际合作4项，并获得多个省级、市级荣誉称号，在单位内部被树立为典范。

莫高窟数字化、国际化的推动者

2014年12月，王旭东正式接替樊锦诗，成为敦煌研究院第四任院长。

王旭东的上一任院长樊锦诗，不仅对于以莫高窟为代表的敦煌文化保护的意义重大，更是被敦煌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敦煌的女儿”。在她的任内，敦煌的名气、文物保护和开发都达到历史峰值，敦煌也借此成为国际旅游名城，旅游业逐渐成为当地经济的支柱之一。

敦煌研究院内不乏国内外顶级高校的学者，王旭东最终被樊锦诗举荐为其接班人。有熟悉王旭东的人告诉全天候科技，王旭东平时虽谦虚低调，但为人聪明，善于审时度势；莫高窟的保护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的支持，王旭东人脉资源丰富，擅于从监管层面去推动，让莫高窟获得更高层次的资源支持、保护和宣传。

王旭东接任后，可谓“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在樊锦诗留下的良好基础和出色成绩上继续“开疆扩土”。处在这个位置上的王旭东，既有优势又需要承担来自各界的质疑和压力。

与一些保护设施非常完善的博物馆不同，莫高窟中有很多不可移动的遗址，窟内空间非常狭小。每天大量的参观人群，改变了洞窟内相对封闭的环境。游客带来的二氧化碳、湿气等，也会对壁画产生巨大的伤害。如果不加控制，壁画表面就会开裂、爆裂甚至脱落。

数据显示，在每年7-10月的旅游旺季中，莫高窟有高达日均6000多人次的客流量，在游客最多的时候甚至能达到日均18000人次的上限。对于敦煌研究院来说，每年蜂拥而至的人流，令他们不胜苦恼——开放旅游与洞窟保护的矛盾几乎是个无解的难题。从洞窟保护的角度看，应限制参观人数，但从地方经济发展的角度看，他们又无法拒绝游客。仅2018年，敦煌就接待游客达1077.3万人次，同比增长19.64%；实现旅游收入115亿元，同比增长25.92%。

上世纪80年代末，樊锦诗提出了数字敦煌的概念，即利用计算机数字化技术永久地、高保真地保存敦煌壁画、彩塑等珍贵资料。

王旭东长期工作在保护洞窟的一线，深知莫高窟的脆弱。他上任后大力深化了“数字敦煌”的项目。

2014年，王旭东上任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开始启用,用以分流游客。每位凭预约票进入洞窟参观的游客,都先被引导到这里观看两场高清电影,对莫高窟有个大体认识,再去参观实体洞窟。这样,每组游客在洞窟内停留的时间能缩短到5分钟。同时,莫高窟在全国文化遗产单位中,率先开启了每天6000人为最大承载量的网络预约参观模式。

在王旭东的推动下，敦煌研究院现在完成了180多个洞窟的数字化信息采集,已有30个洞窟能在“数字敦煌”网站上免费三维立体呈现，中英文版都已上线，实现全球共享。王旭东曾经还阐述过自己的设想，称可以在网络上“数字重建”莫高窟，让千年莫高窟“青春永驻”。

王旭东一直跟身边的工作人员强调，数字化手段保存文物只是第一步，要通过运用数字技术为参观者带来不同的体验，让年轻人以全新的方式，接触和认识传统文化。

从2017年开始,王旭东主张敦煌研究院将“敦煌壁画艺术精品高校公益巡展”开进全国各大高校，其本人也积极参与宣讲，进一步提升敦煌文化的影响力。

近几年,敦煌研究院也在尝试文化创意产业，王旭东是“敦煌文创”概念的提出及参与者之一。

2018年1月，腾讯与敦煌研究院正式签订战略合作协议，腾讯生态系全员参与敦煌“数字丝路”计划，从云到AI、AR/VR、游戏、电影、文学、动漫以促进敦煌及丝绸之路沿线文化遗产的保护、传承与交流，并进行创新的演绎。

2019年3月，敦煌研究院又与华为达成战略合作。华为将会在探索智慧石窟景区解决方案、5G信息技术利用、人才培养、丝路文化资源库建设、文物数字化研究工具开发等方面提供积极帮助和合作。

此外，敦煌研究院还与亚马逊、小米等企业推出多款联名产品。

这些合作背后，都有王旭东的身影。据接近王旭东的人士向全天候科技独家透露，“他在很多项目的合作上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推动合作，他甚至可以几个月持续出差。”，该人士称，“他（王旭东）这个人目的性非常强，也很懂得顺水推舟，不过也正是因为他的坚持，很多项目才能顺利落地。”

此外，王旭东还在推动敦煌莫高窟的国际化。据一位敦煌研究院工作人员透露，“王旭东一直为国际交流积极奔走游说，申请各类资金支持，为敦煌国际化程度的提升做了许多努力。”

在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期间，王旭东不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文化交流和文物保护方面的合作，吸引不同国家的个人和机构参与敦煌石窟的保护以及价值挖掘、研究。在每年敦煌举办的世界文化博览会中，王旭东执掌下的敦煌研究院配合度也十分高，积极为文博会的各项活动开展提供帮助。

故宫继任者的挑战

据统计，截至2016年12月，全国4526家博物馆中，被国家有关机构认定具有文创产品开发能力和产业规模的有2256家。也就是说，仅博物馆类目，就有近半数加入了浩浩荡荡的文创大军中，文创也成为博物馆们创收的重要来源之一。

文创成为一股风潮，但具体怎么做，成效如何，这些仍是待解的难题。

与故宫博物院这种已经开发出成熟IP的博物馆不同，敦煌研究院主导下的敦煌文创，在王旭东任内则显得更加谨慎。

在王旭东的同事们看来，他在做文创工作时，一定要想清楚三件事：是否真正理解了莫高窟；是否了解了现在文化的发展方向；如何与现在的互联网传播形式更好地结合？

王旭东曾对身边人说，“现在的传播手段太丰富了，就显得内容不够。”所以他不主张一味迎合用户需求，打造爆款文创产品。据说王旭东甚至砍掉了许多他认为没有文化传播意义的项目，他一直反复强调，要真正体现敦煌文化，做精而美。

与敦煌文创的谨慎不同，故宫博物院在过去爆款迭出，从围绕故宫IP打造的《我在故宫修文物》、《上新了·故宫》等节目则让普罗大众通过镜头走进故宫，故宫口红、故宫睡衣等文创产品以及角楼咖啡、故宫火锅等，更是引发公众对故宫IP的追捧。

单霁翔还曾公开了故宫2017年的业绩。2017年，故宫文创的销售收入已经达到15亿元。这个数字超过同年1500多家A股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水平。

与故宫文创令人艳羡的营收相比，敦煌文创在2017年的营收相形见绌，只有1700多万元。据全天候科技独家了解到的数据，敦煌文创在2018年的营收也未超过3000万元。

不过，与故宫这样国民接受度非常高的IP相比，敦煌文创因其独特的佛教文化色彩，显得更为小众。敦煌文创产品的主要特色也倾向于强调“正解庄严”的文化调性。王旭东调任故宫后，如何继续维护和发扬与敦煌文创不甚相同的超级IP，对他来说也是一种巨大的挑战。

诚如外界所说，王旭东作为单霁翔的继任者，挑战可想而知。单霁翔创造的成绩既是王旭东起点，也是他的挑战。

在故宫博物院，王旭东要做开创者还是维护者，尚不可知。但他的工作和故宫的一举一动都备受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