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经贸磋商已经进入胶着状态，近期美国还频频以国家安全理由针对华为等中国企业采取贸易单边主义措施。如何研判下一步中美关系的进展，对中国及全球的影响，并采取相应的应对措施，成为最为迫切的问题。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在5月23日的例行发布会上表示，只有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的基础上，磋商才有可能继续。合作有原则，谈判有底线，中方在重大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
同日，外交部发言人陆慷回应称，中方的大门是敞开的，但磋商要有意义，必须要抱有诚意，一个互利的协议必须建立在相互尊重和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所以，我们希望美方对“重回谈判桌”的态度是认真的。
22日，多位中美经贸及国际关系专家，也在北大国发院“朗润格政”论坛上就这一问题进行讨论。他们讨论的焦点在于，如何应对一个非理性的特朗普政府，以及构成这些政策的美国社会非理性状态。他们一致认为，中国经济有能力应对眼下的挑战，而从长期来看，更高水平的开放，以建立互信的目标的沟通，或许是破局的上策。
美国社会“非理性”
如何研判眼下的局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认为，中美关系现在处于一个非正常时期，原因之一是美国社会的非理性状态。特朗普把经济民粹主义拿到美国，包括减税、保护主义等加上美国的社会矛盾，形成了它现在的非理性状态。
这种非理性的行动与目标相违背的状态比比皆是，北大国发院名誉院长林毅夫从经济学的多个维度给予说明。
林毅夫说，首先，中美贸易是互利双赢的。美国向中国买东西并不是美国给中国的恩惠，而是美国自己不生产这些东西但是国内又有需求，所以必须进口。当然它可以从中国进口，只是因为中国的东西物美价廉。
其次，美国是一个贸易逆差非常大的国家，这是其自身消费太多、储蓄不足造成的。要解决贸易逆差问题，必须从美国国内看，怎么来增加储蓄、减少消费。如果不这样做，而是像特朗普那样想通过对中国、加拿大、墨西哥、欧洲、日本增加关税的方式来解决贸易逆差的问题，实际上会造成适得其反的结果。
再比如，特朗普在过去两年已采取了不少举措（减小贸易逆差），但实际上，美国去年的贸易逆差不仅没减少，反而在增加。根据2018年的统计数据，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增加12.1%；中国方面，去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增加了11.7%，结果是两国之间贸易状况恶化，美国国内的居民或是用中国的出口产品作为服务品的生产商，则付出了更高代价。
最后，在“强迫”技术转移方面，虽然美国公司是带着技术来中国投资的，但实际上该行为并非“强迫而来”，而是因为（美国公司）要在中国生产并进入中国市场，如果不用最好的技术，产品将没有竞争力。
以汽车领域为例，中国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也是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在中国生产汽车的，除了美国，还有德国、日本和韩国。如果美国的通用、福特等公司，不在中国用最好的技术生产汽车，那基本就不会有人去买了。
“通用和福特如今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数量比在母国生产的数量多，而这些利润都是来自于中国。”林毅夫说，所以在中国投入最好的技术进行生产，是美国公司自己的需要，并不是中国强迫的。
林毅夫总结说，中国的技术进步，是自身的发展和努力取得的，不可能是舶来或强迫而来。在这种状况下，特朗普为何老用贸易逆差及所谓的不公平竞争方式来谈？“实际上是看到中国发展得这么快，想遏制中国的发展。”
高峰说，美方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不仅严重破坏两国企业间的正常商业合作，而且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希望美方保持理性，纠正这样的危险做法。同时，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做好必要的应对准备。
陆慷也表示，美国出于政治目的、动用国家力量无端打压中国科技企业，严重影响全球科技发展与合作，也损害了相关国家企业的切身利益，不会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同和支持，显然也不利于为磋商营造一个良好的氛围。
对中国的影响可控
如何研判特朗普的非理性行为对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多位专家认为这个影响可控。
林毅夫分析，即便谈判破裂、美国对中国所有出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去年美国占到中国总体出口的19%，参考许多的模拟研究结果，一般认为对中国的经济增速最多产生0.5%的影响，对美国的影响则为0.3%。
林毅夫认为，中国能够维持6%的经济增长，甚至靠近6.5%，即使减少0.5%还有6%的增长，经济规模占全世界的16%。计算下来，即使中美有贸易摩擦，但中国每年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将会达到30个百分点，因此，中国还是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国家。
清华大学中美关系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世俭则认为，加关税是国际贸易保护的第一选择，美国总统一声令下就加，1929年、1930年，时任美国总统胡佛就不顾1028位专家学者的反对，把对美国进口的产品关税提高50%，因此加重了美国经济大衰退，导致其1931年的经济大幅度下降。对于美国而言，很直观的就是日用消费品涨价，会带来民意的反弹。
在他看来，特朗普的任务是刺激经济，然而，现在美国几乎所有工业协会都发话了：“让他拖三个月到半年，让美国人民好好体会加高关税到底是加了谁的关税，谁倒霉、谁吃亏？让事实来说话。”
贸易摩擦的前景，对全球经济的影响不言而喻。5月20日，世贸组织（WTO）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贸易展望指标指数”（WTOI）表明，2019年上半年贸易增长持续下降。WTO经济学家预计，2019年商品贸易量增长率，将从2018年的3%降至2.6%。
中国如何应对？
专家们认为，中国的应对措施可分为短期和长期。
周世俭认为，中国最近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从4月1日起大幅度降低增值税。增值税税率从17个点降到13个点。这些调整使得企业生产成本明显下降，可以应对25%的高关税。
从长期来看，大多数专家认为，继续改革、开放是最好的破局之策。
林毅夫认为，在面对美国这些无理要求的状况下，总体上，中国最重要的是要保持定力，坚持既定方针，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五大发展理念”来发展，追求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取得高质量的发展。
他分析说，美国占中国出口不足20%，如果美国因为贸易摩擦而出口减少，中国从美国的进口也会减少，可以把市场机会更好地让给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现在对世界来讲最重要的是发展，在全世界经济发展比较悲观、迷茫的时候，中国的开放会给其他国家带来共同发展、共享发展的机会。
此外，他从消费维度表示，中国现在是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最大的国家，全世界每年30%的增长来自于中国，如果美国企业退出了中国市场，那么就相当于它们退出了世界财富500强的企业市场。
北大国发院副院长余淼杰表示，应对中美经贸摩擦，最重要的就是通过高质量的发展、高水平的开放。首先，重视金砖五国自贸区的建立，印度、俄罗斯、巴西，加起来占中国的出口总额达到7%~8%；其次，继续努力推进区域全面经济货币关系协定（RCEP）的合作，中国出口到东盟10国的占比已达12%左右，此外中国应该在道义上取胜，应该去WTO诉美国。
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贸易研究室主任东艳根据美国公布的Federal Register120多项案例，发现美国关注传统的关税问题，更多地涉及到一个国家的政策和制度问题所转变。这里面有些是可以进行管制协调的规则，有些可能就涉及到国家自身的经营和主权等。
东艳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和美国的协调，这是一个过程。同时，在构建协调渠道的过程中，建立互信十分重要。她认为，未来，中国除了自身的开放外，需要建立更多的协商和协调的渠道。除了双边协商之外，在区域和多边领域内也需要进行协调。
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查道炯教授则认为，中国接下来的举措唯一的标准是有利于中国往前走、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利用所有可利用的因素提高技术产品劳动竞争力。此外，扩大开放、提高开放质量，也意味着需要提高中国开放质量的全球认可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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