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准不期而至 县域农商行的"甜蜜"里藏着"忧愁"

“提升中小银行资产端运用收益，静态产生年化约19亿边际利润贡献。”兴业证券分析师傅慧芳认为，据其测算，由于贷款利率高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因此获得流动性释放的中小机构法准转贷款后，资产端高定价信贷占比将提升，这有利于缓解这部分银行信用下沉而带来得风险补偿不足的问题，边际上利好息差改善。

据傅慧芳推算目前法定准备金利率1.62%、普惠型贷款利率6%左右，假设成本收入比30%、信用成本2%，本次降准将对县域农商行产生年化约19亿的边际利润贡献。

目前已经上市的六家农商行当中，常熟银行、江阴银行、张家港行和苏农银行属于县域农商行，据杨荣团队测算，四家农商行且在异地分支机构的资产规模均不超过100亿，符合此次降准的要求。

这四家县域农商行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均在10%左右，因此，此次可降准200个BP。在降准200个BP下，四家农商行可释放资金78.82亿元，平均每家17~26亿，可提高各家NIM水平约4~5个BP，增厚2019年归母净利润增速5%左右。

资金如何投向实体经济

不过，也有部分银行人士对资金用途、资金流向，以及后续资产质量问题的担忧。

华东某县域农商行高管对记者分析称，从宏观层面，此次降准无疑有利于中小银行专注小微企业发展，但具体到某家县域银行，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以其所在银行为例，此次降准预计释放资金1亿元左右，但本区域小微企业贷款积极性并不高，尚有部分贷款未释放出去。

所以降准后的资金反而成了“甜蜜的忧愁”。“对于部分企业来说，如果没有比较强烈的资金需求，给他们放贷反而会提升企业的资金成本。”该高管认为，对于释放的资金，怎么有效利用还是需要好好规划一下。

另外，在开展业务方面，该高管坦承，对地方农商行来说，来自大行的竞争压力很大，对于县域来说，大行特别是国有大行下沉的力度越来越大，“之前农信社或者是县域银行的优势不复存在，客群没有扩大，由于没有国有大行低利率的优势，部分中小银行的优质客户流失现象严重。”

而且，其所在银行近几年倡导“做散做小”，限制大额贷款，把贷款结构比例优化。“大型企业基本不做，只做小微企业、三农，因此原来积蓄的优质客户和竞争优势不再明显。”

不过，浙江某农商行信贷经理认为，相比国有大行，中小银行在小微信贷领域深耕多年，具有较好的客户基础，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风险偏好，灵活地进行营销，进行差异化竞争。

“改善民营企业的融资环境仍是货币政策的重点。深耕于本地的中小银行具有位置和信息优势，对本土小微企业更加熟悉，有助于减少信贷投放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结构性降准在改善民营企业融资环境的同时，也有助于防止全面降准带来的流动性大量流入房地产和基建领域，防控债务风险。”平安证券宏观分析团队分析称。

除了贷款投向，接受记者采访的几位农商行人士均提到贷款风险的问题，“贷后管理必须更加重视。”上述农商行高管表示，鉴于小微民营企业的风险偏高，除了银行自身的下沉与让利，风险补偿需要有一定激励，例如加大财政补贴及担保力度等。

对于释放资金的用途和流向，也需要关注。河南某农商行交易员则对记者表示，最近资金面一直很松，预计未来几个月可能资金面都是维持宽松状态。“降准后，开展业务上来说，中小银行更有钱了，可能交易更活跃，多了些资产配置需求，资金市场利率这么低，可能很多机构要开始配置债券，理财这种类型。”

降准“信号”

事实上，数位分析人士认为，此次降准虽“小”，却释放出重要政策意义。“宽信用任重而道远，本次降准信号意义或更强。”中信建投宏观分析师黄文涛说，他认为，从国务院常务会议以及26日吹风会精神来看，实现小微企业贷款“量增价降”重点仍在于大型商业银行，大型商业银行具有资本金充足、不良率低、贷款拨备率高的优势，相较于小型银行，抵御小微企业贷款风险的能力更强；小型银行尽管具备地域优势，但抗风险能力较弱，降准能否有效促进小型银行大规模投放小微企业贷款仍有待观察。

此外，黄文涛认为，本次降准边际触发因素来源于中美贸易谈判重新恶化，经济形势不确定因素加大，客观上也不利于银行扩大对中小企业风险敞口。

此前，央行在公开市场一系列操作引发市场关于货币政策收紧的猜测。这在黄文涛看来，货币政策中性态度仍然得到体现，但政策继续收紧已难以持续。

本次央行降准整体仍显谨慎，具体到操作层面：首先，国务院常务会议侧重于中小银行定向降准，而本次降准则进一步明确为“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设有分支机构，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并未包括中型银行；其次，本次降准释放2800亿长期资金，较前几次降准，资金投放规模明显下降。

但是，未来货币政策朝向仍需观察。“4月份以来货币政策边际收紧，与一季度经济提前企稳，以及政策在稳增长的基础上防风险因素有关，未来货币政策能否从中性重新倾向于宽松，关键在于经济能否延续企稳节奏，本次中美贸易谈判重起波澜提前打开了货币政策调节的窗口，但不宜过度解读。”黄文涛表示。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董希淼也提到，降准并非缓解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唯一手段。对于部分银行而言，目前流动性已经较为充裕。如何综合施策，让降准释放的资金更有效率地进入实体经济，是解决相关问题的一大关键。从这个意义上讲，比降准更重要的是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进一步推进和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