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其仁错了，低人力成本优势并不存在|财经新逻辑

周其仁教授为了说明他的观点，打了一个比方：“这个世界就是两个海平面，发达国家有资本、有技术，为什么一开放它们就哗哗哗地往中国来？因为边际报酬率不同，一个经济体拥有某一个要素越多，它的收益率就越低，要是落到这个要素相对稀缺的地方，回报率就高了。”

周教授的这个比方显然是和现实不符的。中国东、南部沿海和西、北部相比，可以说也是两个海平面。东、南部有资本、有技术，西部、北部人力资源价格低廉，西部、北部对东部、南部的资本是开放的，然而资本和技术并没有蜂拥向西部、北部，反倒是西部、北部的人越来越往东部、南部迁移。

当然，周教授也许会说，国际间人力流动受阻，所以只能资本流向人力成本低的地方。但是，如果一个地方不消除人们提升效率的体制性因素，它再怎么开放，人力再怎么低，也不会吸引到多少资本。改革、开放，缺一不可。单开放不改革，没多大效果。

当中国人的收入普遍提高之后，中国人力资源的竞争力是更强了，还是更弱了？很显然，是更强了。或者说，是因为人们的效率更高了、竞争力更强了，所以收入才普遍提高。

随着中国人收入的持续提高，外资也长达几十年不断涌入中国，这也证明了所谓的“低人力成本优势”是不成立的。

从这个角度看，所谓的印度、越南以低成本“围”住中国，实际上是不成立的。

因为在市场上，价格只是结果，对人力的定价必然是依据人力的效率而来的，高收入自有高效率，完全不必担心其他国家低人力成本的竞争。从个人的角度来看也许更容易明白。如果你效率提高，工资也提高，你会担心效率不如你的人用低工资跟你竞争吗？

不是说不需要担心外资流失，但是，要明白，外资流失不是因为人力的价格上升。真正需要担心的是抑制人们提高效率的各种因素增多，尤其是各种干预、管制。

诸如深圳这样的城市，人力收入很高，深圳人需要担心西部地区或者越南、印度的低工资竞争吗？完全不用担心。深圳只需要继续保持市场化程度不断提升，就肯定会吸引更多的资本、更多的人力资源流到深圳。

美国就是一个好例子。美国人从19世纪以来长期的高收入，都没有影响到美国工业的竞争力。美国后来为什么出现“锈带”？不是因为美国工人工资太高了，而是因为各种管制、干预越增越多，使得美国工人效率提升的空间太小。比如工会、劳动合同管制、高税收、凯恩斯主义等等。

实际上，中国工人收入的提高，本应使美国工人收入更高，因为分工范围越广、合作伙伴越多，人们的效率就越高，原来效率就很高的，也可以效率升级。美国出现“锈带”，不是因为全球分工、低成本国家竞争造成的，而是美国经济自身失去调整的灵活性造成的。

如本文开头所说，周其仁教授也是赞同减少体制性交易费用的，大方向没问题。但是周教授说“这40年来我们只学会了一个成本优势”，是完全看错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优势，从来就不是什么人力“成本领先”的优势，而是人力效率不断提升的优势。关键在于，中国要明白自己做对了哪些，做错了哪些，才能继续维持这个优势。

周其仁教授还讲了用创新来突围。实际上，企业自身的创新动力非常强劲，不需要外人来督促。不仅经济不好时企业会努力创新，经济好时，企业同样会努力创新。创新就是企业的天性，而不仅仅是“突围”的需要。但是，创新需要良好的市场经济的环境，而这需要多方努力，不仅仅是企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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