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松成：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

作为转型经济体，我国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仍然有限，但同时我国又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具有相当大的经济体量和影响力。因而，对汇率浮动进行一定管理，是我国目前发展阶段的现实需要。根据IMF的统计，实行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42%降至2017年的39.5%，其中，采用自由浮动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在此期间下降了1.5个百分点。而实行软盯住汇率制度的国家占比从2009年的34.6%增至2017年的42.2%，而软盯住汇率制度中，采用稳定化安排的国家占比在八年间提高了5.6个百分点。根据IMF对汇率制度的分类，我国目前实行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也属于“稳定化安排”这一类。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正是中国加强同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共同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包容增长的重要举措之一。

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正面外溢效应

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总量占全球的15%左右，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30%。同时我国又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可以说，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显著的，世界经济也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去年年底，我国宣布从今年1月1日起下调一部分进口商品关税。正如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指出的，“我们要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便利化，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我国外贸地区结构正在不断优化。今年一季度，我国对欧盟、东盟、日本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总额同比分别增长11.5%、8.1%、3.2%和7.8%。而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和落实，中国在基础设施投资方面的丰富经验和比较优势也将在互联互通的过程中为沿线国家经济增长提供良好的基础。

目前我国市场信心开始逐步恢复，经济开始企稳，这也有利于世界经济平稳增长。

2018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落实好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政策，增强消费能力。此前，个税起征点已由3000元提高至5000元。我国居民消费自去年年底开始企稳回升。今年3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7%，较1-2月提高0.5个百分点。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实际增长6.8%，比上年同期加快0.2个百分点，高于GDP增速（6.4%）。农村市场已成为内需增长的亮点，一季度我国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535元，同比增长8.7%，实际增长6.8%，高于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增速2.7个百分点。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通过扩大内需而不是依赖贸易顺差拉动经济增长，这有利于世界经济的平衡和可持续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投资和净出口在GDP的增长中占较大比重。最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投资和净出口对GDP增速的贡献率在逐渐下降，而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则在不断上升。今年一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我国GDP增速的贡献率为65.1%，2018年全年更是高达76.2%。中国居民的消费需求和巨大市场将为世界经济提供持续的增长动力。

一是我国居民消费升级，服务业发展空间巨大。2018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中，服务性消费占比为44.2%，比2017年提高1.6个百分点。从长期看，物质需求增长达到一定的瓶颈后增速将放慢，而服务需求则基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服务类消费恰恰是我国内需增长潜力较大的部分。从国际比较看，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有很大潜力。经济总量排名前15的国家中，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2017年平均为63.8%，我国仅51.6%。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改善，第三产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占比还将进一步提高。

二是我国服务业对外开放，全球投资者可以共享中国市场的改革红利。习近平主席在2018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讲话中表示，中国将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加快金融等服务业对外开放。目前我国已取消银行业外资股比限制，将证券公司、基金管理公司、期货公司、寿险公司的外资股比放宽至51%，2021年取消金融领域所有外资股比限制。此外，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发布的2018年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63条减至48条，其中不少涉及服务业。习近平主席在此次“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讲话中还指出，我国“未来将继续大幅缩减负面清单，推动现代服务业等领域全方位对外开放，并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

三、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不搞“大水漫灌”

当前，我国央行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松紧适度，把好货币供给总闸门，不搞“大水漫灌”，同时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要与国内生产总值名义增速相匹配。

货币政策具有溢出效应。根据美联储的经济学家Ammer，De Pooter，Erceg和Kamin的研究，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主要通过汇率、内需和金融市场三个主要渠道发生作用。通过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我国已在较大程度上避免了人民币贬值的负面溢出效应。稳健的货币政策与积极的财政政策相配合，促进了我国内需增长，本身利好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及GDP增长，具有正面外溢效应。而货币政策通过金融市场产生外溢效应，往往经由资产价格的变化实现。我国坚持不搞“大水漫灌”，根据经济运行情况保持货币政策的松紧适度，这既有利于国内防风险、促改革、稳增长，也有利于避免催生资产价格泡沫，导致负面外溢效应。

目前我国存款准备金率基本适度，货币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3月份，我国同业拆借加权平均利率为2.4%，比去年同期低0.32个百分点；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为2.47%，比去年同期低0.43个百分点。尽管3月份货币市场加权平均利率较2月份有所上行，但从各期限品种的利率看，仍持平甚至略低于今年1月份的水平。截至2018年末，我国银行超储率为2.4%，比去年三季度末提高了0.9个百分点，较去年一季度末（即本轮降准周期开启之前）提高了1.1个百分点。

上述情况意味着短期内不具备再次调整准备金率的条件。当经济企稳时再降准，容易推升通胀，也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很可能产生负面的外溢效应。我们已经对资金“脱实向虚”和新一轮房价上涨有所警惕，要防止资金再次大量流入房地产领域、诱发投机行为。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合理适度，有利于保持物价和资产价格基本稳定，既不输出通胀，也不输出通缩。

由于货币政策溢出对于全球经济体的影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行货币政策的国家与接受溢出效应的国家所处的经济周期。在我国与其他主要经济体经济周期不同步时，松紧适度的货币政策往往更有利于保持与贸易伙伴国的宏观经济政策相协调。

总而言之，在共建“一带一路”、聚焦互联互通、深化务实合作的过程中，加强主要经济体宏观政策协调体现了中国与各国实现共享发展、共同繁荣的初心，也是我国推动更高水平对外开放、坚持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作者盛松成系中国人民银行调查统计司原司长、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龙玉为中欧陆家嘴国际金融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