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时代！20年后中国每2.3个劳动力养1个老人

可以说，中国的人力资本供应结构在不断高级化，这既为促进产业优化升级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未来产业和劳动力的匹配情况提出了新挑战。老龄化人口与日益增长的青壮年劳动人口的数量变化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挑战也越发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我非常喜欢中国的青壮年劳动力，因为中国年轻人喜欢学习、渴望学习，正是这种虚心好学的态度让中国的年轻人更具优势，这也是中西方年轻人的最大差异所在。

网易研究局·大师：应该如何看待中国的人口老龄化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未来几年，中国经济将逐步趋稳于中速增长状态，过去带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出口需求都已落地，资本存量增速下滑叠加人口红利消失，将导致潜在增长率进一步放缓。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加深，无法避免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总量双双下降的趋势。因此提升人力资本，特别是提高弱势群体的人力资本，有利于缓冲人口红利下降给经济增长带来的负面影响。

想要提升人力资本，首先需要创造和维护人力资本均等发展的环境，要坚持普及义务教育，同时在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背景下提供职业转换需要的培训；其次，要健全养老、医疗、就业等社会保障体系，使社会成员免于人身、就业、技术进步等不确定性带来的恐慌；此外，还要全面促进人口流动，特别是打破阶层固化，在推动横向流动的同时要更重视纵向流动。

除了看到老龄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之外，也要注意把握老龄化带来的增长力量。预计整个老年人市场产值大概有1000亿美元左右，并会在未来几年以8%至10%的复合年增长率增加，毋庸置疑，亚太地区将会是最大的成长区域之一。

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将呈现两种新的模式

网易研究局·大师：此前，关于中国是否已经迈过刘易斯拐点（网易研究局注：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的讨论非常热烈。您怎么看这一问题？

约翰·奈斯比特：刘易斯拐点是否达到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真实工资水平是否开始快速上升。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这一问题之所以存在分歧，很有可能是因为在刘易斯模型中，没有区分转移劳动力的工资和城市劳动力的工资，我们都知道这二者是有差异的。

我曾经看过一份相关研究，他们分析了几十年间农民工的实际工资变化，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在2006-2009年之间就已经进入了刘易斯拐点。如果说的更准确一些，我认为是在2008年前后就已经到达了刘易斯拐点。从2006年以后，“民工荒”和“用工难”现象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不断蔓延的趋势也印证了刘易斯拐点的到来。

网易研究局·大师：刘易斯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什么？

约翰·奈斯比特：这一方面意味着劳动人口的工资会进入快速上升期，对中国制造业低成本的优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中国需在加强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保持并提高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就需要加快产业的优化转型升级，实现增长方式的转变。

另一方面，随着劳动力转移模式的诸多变化，虽然低技能劳动人口的就业难问题会有所缓解，但大量低成本的高素质劳动力，也就是大中专毕业生的就业难将成为新的主要矛盾。这就需要中国加快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充分发挥高技能人才数量大、成本低的特色，培育新的人力资源优势。

网易研究局·大师：刘易斯拐点到来后，中国的劳动力转移又出现了哪些新变化？

约翰·奈斯比特：传统观点认为，城市的工资更具吸引力，所以改革开放至今的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表现为青壮年剩余劳动力的就近和跨地区转移。

但随着大多数青壮年已经外出转移，劳动力的转移将呈现另外两种新的模式：一是新增转移劳动力的主体会转变为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年轻人；二是中年劳动力会更多的考虑就近转移。

第一个模式非常好理解，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普及、高中入学率不断提升，绝大多数新参加工作的劳动力都具有高中以上文凭。而这些高中以上的毕业生基本上都选择从事非农工作，成为转移劳动力的主体。

在第二个模式中，转移难度较大的劳动人口主要以中年人和妇女为主。他们大多出于照顾家庭等因素无法背井离乡，造成农村的这部分剩余劳动力难以转移。但随着中国部分产业不断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一些不方便远距离转移的劳动人口可以实现就近转移，这就与之前的转移模式有所差别。

网易研究局·大师：农村劳动人口向非农业部门转移也是提高人力资本的重要途径。

约翰·奈斯比特：是的，在劳动力可以自动流动的情况下，只要农村地区还有大量剩余劳动力，工资就不会较快上升。也就是说，刘易斯拐点的到来和剩余劳动力基本耗竭发生在同一时间。

中国的农民工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基本公共服务，加上住房困难等原因，农民工很少能负担得起举家流动，大量农村劳动力只能在青壮年时期到城镇工作，年老以后不得不返回农村地区养老。从而形成农村地区既存在主力为中年以上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又因为难以转移而出现工资上升的现象。

“中国延迟退休的（政策）空间仍然很大”

网易研究局·大师：您怎么看中国未来的养老压力？

约翰·奈斯比特：就像我开头说的那样，养老真的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按照经验来看，适龄劳动人口在达到顶峰之后，会开始转向减少，但人们的寿命在不断延长，这就导致老年人口不断增加。

我给你举一组数字，也许能从中感受到部分养老压力。50年前的日本大概是8.5个适龄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现在已经变成2.1个适龄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的情况，预计20年后（2040年），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至1.5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的境地。

日本的养老情况大致超前中国30年左右的时间，所以未来中国的情况也是类似。50年前的中国大概是12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现在大致是6.5个劳动人口养1个老人，预计20年后（2040），这一比例将继续下降至2.3个人养1个老人。

网易研究局·大师：中国政府现在也在研究延迟退休方面的政策，也存在一些反对延迟退休的声音。您怎么看这一政策呢？

约翰·奈斯比特：中国现行的法律规定，男性和女性的退休年龄分别为60岁和55岁。但实际情况是，中国男性和女性的实际退休年龄为56岁和50岁。而现代人的寿命正在不断延长，身体素质也有所提升，这就意味着中国延迟退休的空间仍然很大。

任何政策的出台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很可能未来出台的政策是可以自行选择退休年龄的，想要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可以选择继续工作，不想继续工作的老年人就可以选择按时退休。

网易研究局·大师：为应对老龄化问题，除了出台延迟退休的政策，我们还应该在哪些方面下功夫？

约翰·奈斯比特：第一，要不断采取措施健全医疗、养老护理及养老金等在内的社会保障制度。同时要考虑到适龄劳动人口开始转向减少，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需要采取中长期措施以确保经济增长和社会保障制度的可持续性。

第二，转变政府职能，大力开展适合长寿人生的教育活动。预计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040年将达到82岁，退休后的时间较为宽裕，通过互联网或者在实地开展相关教育，为老年人就业营造良好的政策环境、教育环境、就业环境、服务环境等，所有这些也能促使人们提早规划老年的“职业生涯规划”。

第三，破除城乡二元化体制是促进区域间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一步，有利于促进劳动人口的自由流动。要赋予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平等的义务教育机会、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就业扶持，以及平等的养老服务、社会福利等，帮助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人口获得和城市人口一样的发展机会。

中国有一句古话，“夏种无早，越早越好”，一定要尽早着手准备对策。从相关法案的起草、公布到实施，往往是一个不断接受的漫长过程，很可能要经历3-5年的时间。而且现在中国的少子化（青少年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例越来越少）问题，也得提早采取对策。

约翰·奈斯比特

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是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埃森哲评选的全球50位管理大师之一。他有着哈佛、康奈尔和犹他三所大学的教育背景。1963年，他被肯尼迪总统任命为教育部助理部长，还曾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

主要代表著作《大趋势》，与威廉·怀特的《组织的人》、阿尔文·托夫勒的《未来的冲击》并称“能够准确把握时代发展脉搏”的三大巨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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