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向秀芳 广州报道
导读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认为,需要从更高意义层面去理解减税。“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改革再出发的一个具体行动。回顾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对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税让利,所以减税让利从来不是一个政策调整,它是一个改革。”
距4月1日增值税减税政策落地倒计时仅三天,中国政府的2万亿减税降费政策在博鳌亚洲论坛上再度引发了各界的关注。
“这次减税降费,对整个制造业其实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3月29日,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詹艳景在主题为“减税的逻辑”的分论坛上感慨道,一旦政策下来,整个产业链中每个环节或者每个企业,都需要重新平衡,相信每一家企业都会不同程度感受到减税的好处。
此前的一天,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8日在博鳌亚洲论坛演讲时表示,我们对所承诺的更大规模减税降费等措施一定要兑现。减税降费是公平普惠、直接有效的改革举措,是今年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举措。今年减税和降低社保缴费措施,可减轻企业负担近2万亿元。
在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大背景下,各大央行的货币政策已经向“鸽派”靠拢。为了刺激经济增长,各国政府也纷纷开出了“减税”药方。对于中国政府的减税逻辑,当下的分析普遍认为是出于两大考虑,一是国内经济下行压力仍存,陷入困境的企业急需“减负”;二是美国政府大规模减税政策下,为保持中国企业竞争力需要减税。
孙冶方经济科学基金会理事长李剑阁认为,需要从更高意义层面去理解减税。“它不是一般的政策调整,而是改革再出发的一个具体行动。回顾我们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对城市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最主要的就是减税让利,所以减税让利从来不是一个政策调整,它是一个改革。”
企业:减负力度大,消费者受惠
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全国两会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今年计划减轻企业税收和社保缴费负担近2万亿元。这是继去年首次下调增值税税率之后,再次重点对制造业等实体经济进行减税。
作为论坛上唯一一位来自中方的企业代表,詹艳景以中车公司为例,介绍了减税降费带来的积极影响。在她看来,此次减税降费力度非常大,增值税一下子降到3%,企业和消费者都将受益很大。根据市场传导机制,“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到我们社会的各个行业去,促进各个行业投资意愿增强,进而促进整个经济发展。”
谈及企业研发费用加计扣除比例从50%提高到75%的政策,詹艳景指出,对制造业影响非常大,“我们中车一年的研发费用大概是100个亿,这意味着我们一年至少是拿到了10个亿的研发补贴,这10个亿我们都投入了新的研发,我们的企业才能走在全行业前列。”
此外,企业社保缴费负担明显下降,中车作为人力密集型的制造业企业受益匪浅,“我们有18万名员工,每年交养老金大概30个亿,如果是降20%,对我们来说就是6个亿的成本降低,或者是6个亿的利润增加,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政策支持。”
除了大型企业,小微企业也将受到广泛影响。詹艳景在论坛上分享了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管理2万多个小微企业的记账,他说,这次减税降费,包括提高增值税和所得税的纳税起征点,对他们超过一半的企业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通过减税降费,减轻企业负担,增加企业利润和现金流,从而增强企业投资意愿,促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这是詹艳景所理解的减税降费政策措施的积极效应。同时,考虑到美国实施大规模减税政策等国际社会上的因素,詹艳景认为,减税降费有助于提升中国的竞争能力。
如何防止“拉弗曲线”失灵?
2017年12月2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自1986年以来美国最大规模的减税法案,美国企业所得税率将从35%大幅下降至21%,个人所得税方面,大部分税率有所下降。在减税效应刺激下,美国企业盈利创新高,资本支出一度高涨,去年二季度美国GDP增长飙升至逾4%,但刺激效应很快消退,四季度GDP增速已下修至2.2%,2018年增速2.9%,不及特朗普政府预期。
与此同时,自2017年初特朗普上任以来,美国公共债务增加逾2万亿美元。今年2月12日美国财政部数据显示,公共债务规模史上首次突破22万亿美元。除了美国国会大手笔增加国内和军事项目开支,大规模减税政策被认为是助推美国债务加速飙升的重要原因。
在意大利CANDY集团董事长Aldo FUMAGALLI看来,特朗普政府税改1.0有帮助到经济的增长,但他认为政策有效性方面还有很多问题。至于酝酿出台的税改2.0,Aldo FFUMAGALLI表示,现在还不知道特朗普政府有什么新做法,考虑到税改1.0后已确定的水准,预计不会降得太多。
对比来看,Aldo FUMAGALLI认为,中国的税改政策是非常有效的,“我没有看到任何负面的问题”。中国现在是非常严肃地要去解决这个问题。“在中国你们降低了附加税,并没有动太直接的税,在欧洲我们在降一些直接的税,这些都是根据国情来进行的。”
如何理解拉弗曲线中税基和税收收入的关系?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吴晓求指出,企业利润增加了,企业活力增大了,经济就是有活力了,开始培育更多的税基,在特定的期限内,税收会减少,但长期来说是使税收收入有更加稳定的微观基础。
世界上所有减税都是逆周期的,当经济处于下行时,企业有各种困难,要有积极的财政政策,“这次我欣喜地看到,在李克强总理的督促下,减税真的开始了。”吴晓求指出,财政政策过去在这方面的作用非常有限。“2018年7、8月份时,我对财政政策提出了批评,经济这样下行怎么税收还增长了14.4%?”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贾康则表示,对任何政府而言,客观上不能没有税收,但最优税率是多少,从来没有人说得清楚,唯有通过立法把税制的结构尽可能地合理化。贾康认为,要跳出财政看财政,一个宏观财政政策回落到微观上,让它更好地发挥市场工作,搞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市场活力是不是可以发挥,这是最关键的问题”。
贾康指出,美国的税是直接税为主的,尤其是个人所得税方面的设计,对经济起到一个“自动稳定器”的作用。但与美国情况不同,中国除了减税,还有降费的说法。比如说,“五险一金”我们是全世界最高水平,企业要交20%,此外还有多如牛毛的行政性收费。不合理成分更明显的各种负担怎么降?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硬骨头。
在博鳌论坛的演讲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这对企业是重大的利好,但对政府是巨大的压力。我们要求各级政府自身必须过紧日子,压缩一般性支出,盘活存量资产和资金,增加的收入和压减的支出主要用于支持减税降费,以此换取企业效益的提升和市场活力的增强,走出一条开源节用、惠企裕民的新路子。
如何保障政策落实到位?
如今,这个大大提振国内市场主体信心的减税政策已出炉,后续能否不打折扣地落地,是一个更加重要的问题。
贾康在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企业和纳税人无论是交税还是交费,总体感觉还是能逃避就尽量逃避,“税务机关发现,基本养老缴费3/4是不足的,总理表态原则上不能再提高负担了,这个就比较难办了,有欠缴10%的,有欠缴90%的,这些都是中国的难题。”
中国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孙瑞标表示,大家对税务工作寄予了很大希望,希望我们把这个工作落实到位。我们也是积极地落实国务院的放管服的要求,不断地转变服务理念,不断地改变服务方法,不断地严密监管体系,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信息化水平得到提升,2016年上线的金税三期工程使整个征管水平大幅提升;推出了税收发展历史上第一个以自然人为对象的系统;推出了全国统一规范的电子税务局,使纳税人不受时间地点限制办理税收事项;精减了一千多项办理纳税方面的资料工作等等。
此外,国税总局还推出了一系列管理规范,比如纳税管理规范、征收管理规范、税务侦查规范、出口退税规范。其中的纳税信用管理办法,根据纳税人税法遵从的情况分成五类,对纳税信用程度比较好的纳税人,给予绿色通道等更多便利,银行对这些企业贷款也可以更加放心。对纳税遵从度差的,从严征管,甚至列入黑名单,联合各部门进行联合惩戒。把纳税人分成低风险、中风险、高风险,管理更加规范和精准。
此外,提高法治化水平上,目前国内有18个税种,其中8个税种已通过立法,另外10个以国务院条例名义对外公布。“按照中央要求,在2020年以前,要把所有的税法上升为法律,使立法水平进一步提高,税收法定原则得到落实。”孙瑞标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