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过资产质量至暗时刻？四大行2018年共赚9353亿

看点一：今后净息差存在一定下行压力

在中国银行业的利润格局中，利息净收入一直贡献了绝大部分，而净息差（NIM）又是关乎利息净收入高低的关键指标。去年四家大行共赚超9000亿元，之所以能实现不错的营收和净利润增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净息差的进一步改善。

2018年四家大行净息差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工行同比提升8个BP、建行上升10个BP、中行提升6个BP、农行则提升5个BP。

不过，尽管去年大行净息差持续改善，但今年想要继续提升净息差却纷纷表示难度不小。中行副行长吴富林甚至认为今年净息差会有一定下行压力。

农行副行长张克秋分析，去年净息差提升主要的贡献来自于资产方的收益率，同时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调整的贡献也很大。但是从下降的因素来看，存款付息率上升了5个BP。从去年的季度情况来看，前三个季度整体是稳定的，到第四季度开始出现了行业性的下降。

据吴富林介绍，2018年中行净息差逐季增长，势态比较良好。息差的改善，主要得益于三方面原因：

一是狠抓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落实。2018年，央行四次下调法定存款准备金率，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中行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加大信贷投放，尤其是中长期贷款的投放，全年新增人民币贷款创近年来最高水平，同时中行主动调整信贷结构，境内人民币贷款中，中长期贷款平均余额占比提升0.99个百分点。

二是积极应对利率市场化的挑战。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持续推进，银行负债业务成本面临上升的压力，对此中行狠抓创新驱动工作，来增加客户黏性，有效控制了负债业务成本。2018年，中行境内人民币客户存款中，活期存款平均余额占比较上年提升1.00个百分点。

三是充分用好全球化业务特色优势。充分利用美联储加息带来的市场业务机会，提高境外机构资产收益水平。2018年，我行境外机构净息差为1.11%，较年初上升2个基点。

“展望未来，受市场环境变化的影响，净息差存在一定下行压力。”吴富林称，一是美欧主要经济体货币政策正常化步伐放缓，对外币净息差带来一定影响。二是利率市场化的深入推进、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了资金形态的转化，加剧了银行间的存款竞争，会对银行的存款成本控制带来一定的压力。

张克秋也表示，预计今年整个利差会出现行业性的收窄，银行投资端收益率将呈现下行趋势。当前市场情况下，农行将从资产端发力应对净息差的收窄，如加大久期的合理安排，资产结构也有很大。

看点二：资产质量继续转好 农行民企贷款不良率高于公司贷款4倍

质量向来是媒体关注的共同话题，去年四大国有银行继续实现不良贷款率的下降，甚至一些大行不良贷款余额也呈现下降。与此同时，反映不良资产生成的关注类贷款比率、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的剪刀差等先行指标也持续出现好转，可以说，大行资产质量压力最大的时刻已经度过。

以农行为例，去年全年实现不良贷款的持续“双降”，不良贷款余额较上年下降40.3亿元；不良率1.59%，较上年下降0.22个百分点。这是自2017年实施净表计划后，农行的连续实现不良“双降”。

资产质量的转好，离不开加大不良资产化解力度、加强信贷风控把关等举措的实施。中行风险总监刘坚东表示，从全年整体情况来看，中行资产质量表现是平稳的，2018年末，集团的不良贷款总额是1669亿，比上年末是增加了85个亿，不良贷款率是1.42%，比年初下降了0.03个百分点。这主要得益于以下几方面举措：

一方面，主动调整信贷结构，产能过剩行业信贷余额我们是连续三年保持下降；持续强化了信用风险的管理，狠抓潜在风险的主动识别和提前化解，全年潜在不良的提前化解达1000亿。

另一方面，持续加大了对不良资产的清收化解力度，综合利用现金清收，重整重组，核销，批量处置等多种加大不良资产的化解，去年境内分行全口径化解不良资产达到了1525亿元，同比增加180.72亿，增长了13.45%。

“去年，绝大部分的境内分行都是实现了不良率的下降，境外机构都是实现了不良率和不良余额的双降。”刘坚东称。

农行总行风险部总经理田继敏则表示，从目前来看，长三角和珠三角已经过了拐点，中西部地区，环渤海地区还保持高发程度。全年来看，预计农业银行的不良双降趋势还能继续保持。在谈到支持民营经济发展时，农行副行长王纬表示，去年末，农行发放的民营企业贷款余额是为16700亿元，占公司类贷款的约25%。另外，民营企业贷款的不良率6.37%，高于公司类不良贷款率4个百分点。今年将平衡好服务到位、风险可控的关系，持续做好民营企业风险识别监控，确保民营企业信贷风险可控和商业可持续。

展望今年，银行对于资产质量的把控依然不能掉以轻心。“一方面，我国发展面临的环境会更加复杂，会更加严峻，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会更多，也会更大，银行资产质量会持续承压。另一方面，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同步金融监管不断强化，市场行为也更加规范，预计整个银行业的风险总体是一个持续可控的状态。”刘坚东称。

据刘坚东表示，今年中行将继续加大不良资产处置的力度，预计2019年整体的不良化解的力度会跟2018年保持同样的力度，特别是要加大像重组、重整手段的应用。同时，审慎估计预期的信用损失，充分提足计提拨备，持续增强风险抵补的能力，预计今年中行资产质量将保持稳中向好的趋势。

田继敏则表示，新会计准则实施后，对一些风险更加敏感。农业银行进行了一些调整，同时也加入了对去年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的判断，增提了拨备，2018年拨备覆盖率较上年提升43.81个百分点至252.18%。预计2019年农行会保持审慎稳健政策，保证拨备能够充分覆盖风险，与同业的趋势保持一致。

看点三：年初基建类贷款需求足，全年信贷投放压力大

去年各家大行在上一年基础上再次加码贷款投放力度，中行新增人民币贷款创近年来新高，但相比之下，今年银行的信贷投放需求和增速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回落。

农行副行长王纬就表示，当前经济形势面临复杂多变的形势，部分市场主体扩大投资的意愿不足，制约了信贷的有效需求。同时，当前整个货币政策在保持流动性合理充裕前提下，市场利率维持在相对低位，再加上直接融资对银行信贷的替代效应增强，以及国有企业严格控制负债率，企业短期融资需求受到抑制。此外，经济增长新的动能领域，虽然增速快，但是总量小，所以弥补传统动能的缺口还需要一定时间。

“所以，基于以上因素，预计今年信贷需求和增速可能会受到一些限制。”王纬称，不过，面对比较大的信贷投放压力，农行仍会力争今年贷款规模保持稳健增长，预判增量总体上与今年大体相当。

不过，中行副行长林景臻则表示，从2019年前两个月的社会融资数据来看，货币信贷有所增长，反映出货币政策传导的效果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从中行情况看，信贷需求特别是基建类信贷需求较为充足。2019年，中行将继续加强对实体经济发展的支持和服务力度，保持信贷总量平稳适度增长，其中，计划民营企业贷款新投放计划不低于全部对公贷款新投放的三分之一，全年新增普惠金融贷款不低于900亿元。

看点四：今年理财收入将总体稳定

在今年四家大行的业绩发布会上，各家银行均有提及理财子公司的筹备进展。工行表示将保留总行资管部，建行称争取上半年理财子公司开业，中行则强调理财子公司会与集团内其他资管子公司各有侧重，农行则表示筹建理财子公司是上半年的重点工作。

张克秋表示，2018年农行理财规模总体稳定，新老转型压降有序，符合预期。理财产品转型和运作机制的转型将在2019年实现突破，目前均在按计划推进，后续将继续加强与监管部门沟通。

中行党委委员郑国雨称，目前中行正在按照监管的规定，从公司治理、风险和内控体系、运营与科技系统、人力资源配置等方面，稳妥推进筹建工作，目前进展顺利。 同时，资管新规发布以来，中行持续推进理财业务转型，总体来看，虽然理财收入和其他同业一样有所下降，但理财规模保持平稳。

“理财收入下降有多方面因素，如行业监管政策调整使得理财产品规模增速放缓，非标资产受限导致占比下降，以及去年股票市场表现不佳使得权益类资产收益率下降等，但预计今年理财收入将总体稳定。”张克秋说。

农行方面，2018年末，理财规模约1.66万亿元，比上年减少500亿元。去年净值型产品新增规模超过3000亿元，占比符合预期，有序压降的预期收益率型老产品也达到5000亿元左右。

在成立理财子公司之前，国有大行集团内部早有多家资管子公司，那么，理财子公司成立后，同类资管机构将如何错位发展，是否会进行整合？对此，郑国雨表示，中行理财子公司与集团内的一些资产管理机构（如中银基金、中银证券）在定位上会有所侧重。

“理财子公司从投资范围来说，不仅可以投固定收益、权益类资产，也可以投资非上市股权，投资的范围比较广。发行方式既可以公募发行，也可以私募发行。此外，与基金公司、券商资管在适用的监管办法、经营范围和产品结构等方面也各有特点，应该说可以满足不同层次的风险偏好。”郑国雨称，理财子公司将与集团的公募基金、券商资管等一起，构成中行大资管的业务和产品体系，从而带动整体银行业务的发展。

郑国雨透露， 下一步，中行将进一步加强理财业务与商业银行其他业务的统筹协调，坚持分散化、差异化、专业化的基本投资原则，重点提升对工商企业信用债，特别是民企债的投资能力；紧紧围绕普惠金融、民营经济、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一体化等国家政策导向和市场热点，进一步丰富理财产品线；深化境外内机构联动合作，推出更加多样化的跨境资管产品；规划好理财子公司IT系统建设，持续推进落地实施。

看点五：轻资本转型加快，中行绩效考核全面与资本指标挂钩

出于业务发展和适应监管部门要求的需要，中国银行业普遍面临“补血”需求，而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又是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G-SIBs），其要面对更严苛的资本水平的监管要求，特别是四家大行未来几年要正式实施总损失吸收能力（TLAC）监管要求，它们距离满足TLAC要求方面还有较大差距。可以预见，未来几年，国有大行要持续发行资本补充工具以满足国际监管要求。

中国银行在年初发行业内首单400亿元永续债后，下一步还要继续依靠外源性资本补充渠道。吴富林就表示，中行始终坚持“内部积累为主，外部补充为辅”的方针努力提升资本充足率。一方面，着力提高资本使用效率，去年中行对内部管理机构在机制体制方面进行了重大变革，在资源分配、绩效考核全面与资本指标挂钩。

“ 上述措施取得了积极成效，2018年末，中行资本充足率达到了历史最好的水平，较上年提高78个基点，资产风险权重降至实施巴III以来的最低水平，较上年下降幅度超2个百分点，这两个百分点相当于补充了近700亿的资本，资产轻型化成效显著。”吴富林称。

另一方面，中行也适时进行外部资本补充，充分利用境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通过永续债、优先股、二级资本债等多种渠道和多种工具来补充资本，努力降低资本的成本。

看点六：农行力争今年落地实施债转股项目达千亿以上

农行副行长湛东升表示，2018年债转股发展势头非常良好。截至去年末，农行市场化债转股累计签约的56户，金额达到了3400亿元。其中落地实施的项目有76个，金额有906亿元。全年新增落地的债转股实施项目有61个，金额是504亿元。去年七月份，债转股定向降准政策实施后，推动了农业银行落地44个债转股项目，规模是384亿元。

在谈及债转股的主流模式，据湛东升介绍，目前运作比较成熟的模式主要有三种：

一是发股还债。农银投资单独或者联合社会投资者投资入股，获得标的企业股权，相应资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为主的存量债，增强企业资本实力，降低企业杠杆率。这类模式主要是客户质量较好的优质客户。

二是收债转股。农银投资收购企业债券之后，将债券转化为股权，实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的。

三是以股抵债。分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司法手段，对陷入债务危机的客户，将银行债权转为股权。另一种是母公司将其持有的优质子公司的股权转给债转股实施机构，相应的资金用于偿还对外的金融负债，也是达到降低企业杠杆率的目的。

湛东升透露，今年要继续加大债转股项目力度，在风险可控情况下，力争落地实施项目达到1000亿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