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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观察报 记者 姜鑫 对外开放的道路上,金融业再次走在了前端。
3月28日,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随着开幕式的召开达到了高潮,作为中国落实新一轮开放承诺进展的窗口,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的讲话并没有让来自60多个国家2000名代表们失望:将进一步放宽外资市场准入,持续扩大金融业的开放……
恰恰就在前几天,央行行长易纲提到了同样的话题:“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势在必行。”
在易纲看来,金融业和金融市场具有三大职能:有效配置资源;管理风险;提供金融服务。金融要做好以上三个职能,就要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对外对内开放。
而就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放亦是关键词,在习近平主席“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的宣示下,包括扩大外资银行、保险公司和证券公司股权比例等系列金融开放措施被推出。一年之后回首,市场上已然多了若干首家“外资标签”的金融机构。
就在即将到来的4月份,中国境内债券逐步被纳入彭博巴克莱债券指数,在穆迪副董事总经理钟汶权看来,全面纳入指数将有望为中国境内债券市场带来约2万亿美元的资金流入。
摩根大通中国区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李一也在博鳌论坛上表示,目前正响应金融业开放政策做相关公司申请。
作为加入WTO时承诺最先开放的行业之一,金融行业的开放过程并非一两年时间。从大门打开到中国市场张开更大的怀抱,外资企业将以怎样的姿态融入这个蓝海市场?又能否搅动正在稳步发展的中国金融市场?
在这个开放的大势中,竞争中性原则亦或国民待遇是外资最大的期待。
再开放
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结束后,简普科技联合创始人兼CEO叶大清已经在笔记本上记满了三页内容,而他笔记中重点标注的部分,正是李克强总理讲话的重点内容:外资证券业务不再设限;征信、信用评级服务、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的准入;推进债券市场开放……
“中国将持续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开幕式上,李克强这样谈到了金融业的开放:银行、证券和保险业对外资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正在加快推进,外资银行业务范围大幅扩大,对外资证券公司和保险经纪公司业务范围不再单独设限,征信、信用评级服务、银行卡清算和非银行支付的准入限制大幅放宽。我们将进一步便利外商投资企业举办创业投资、设立投资性公司,完善外国投资者对上市公司战略投资、并购境内企业的相关规定;推进债券市场对外开放,完善相关政策,为境外投资者投资和交易中国债券创造更便利的条件。
而就在论坛开幕式的前一天,银保监会交出了一份新的放开外资准入的成绩单:同意了中英合资的恒安标准人寿保险有限公司筹建首家外资养老保险公司恒安标准养老保险有限责任公司的申请。此外,银保监会还表示,美国安达集团增持华泰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香港友邦保险公司参与跨京津冀区域保险经营试点的申请也在近日获得批准。“对外开放是十分必要的”,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看来,开放可以推进、倒逼改革,中国很多改革的推动是在开放的背景下实现的,市场化改革的核心就是秉持市场化的基本规则,跟国际接轨会推动市场清理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东西。
监管层的思路正是如此,在刚刚结束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年会上,易纲谈到扩大金融业开放势在必行时表示,一方面,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金融机构、业务、产品,增加金融有效供给。这有利于统筹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优化资源配置效率,更好地满足实体经济差异化、个性化的金融服务需求。另一方面,金融业开放会促进制度规则的建立健全,完善金融制度供给。
在央行前行长周小川看来,从各个产业全面比较来看,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的程度到目前来看确实还不是太高,但是金融开放是很早的,从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就有很多外资机构进入中国,在中国设立分支机构。但由于金融危机等原因,加入WTO前期金融业对外资机构的准入开放程度不太高,因此目前的开放会有很大的空间。
外资企业的机会在哪里?
“对于总理讲话印象最深的就是和金融行业相关的部分,未来外资企业准入不断放开,无论是外资、民营还是国有企业等不同所有制企业都一视同仁”,友信金服CEO张适时这样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谈开幕式的感受。
而招商信诺人寿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赖军也有同样的感受。“外资企业也好,外国资本也好,都曾给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了丰富的经验,在改革开放初期,面对一个待开发的市场,为了吸引外资,我们曾出台了很多优惠的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赖军表示,到了今天,中国金融行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市场,这个时候外资不再需要特殊的政策,它的诉求是一个平等的国民化的待遇,与中国企业在同一个起跑线上进行竞争。
同一起跑线上,经营经验丰富的外资企业能否搅动现有的金融市场格局?担忧声音有之。
而针对这个问题,易纲也曾做过表态,从我们的角度看,过去中国开放的经验表明,凡是中国对外开放的领域,竞争力都变得更强,提供的服务也更优质,而未开放的领域效率相对要低一些。所以我认为金融业开放对中国是有利的,对中国人民尤其有利,这将允许内资外资金融机构在华竞争,提供更好的服务,从而提高金融市场的效率。所以我们在权衡利弊后认为扩大开放利大于弊。同时,我们在法律法规和监管上做好相应的准备,根据中国国情制定开放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这些都是符合中国自身利益的。
在谈到保险业开放期望时,安联保险集团董事会主席、首席执行官奥利弗·贝特表示,在中国,市场规模特别大才能赚钱,目前中国保险市场市场份额主要集中在几大公司。对外企来说,市场竞争特别难,外国市场份额还不到3%,合资企业比例也不大。随着金融业对外开放,我们希望获得国际的牌照,目前牌照的许可和发放还比较复杂,我们希望能简化这个流程。
其实,在保险行业开放初期,市场上一度有“狼”来了的说法,但多年实践证明,在市场份额上外资或合资险企占比仍然不足10%。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李扬曾在博鳌论坛上分享过这样的数据:中国银行业外资占比从入世初的3%下降到了现在的1.6%。“没有看到哪个企业仅靠外国管理层就在中国把企业做好的”,赖军对经济观察报记者表示,外资在中国的发展一定要适应本土市场,无论有多么丰富的经验,都要跟本土市场相结合。以保险行业为例,很多时候,外资保险机构是在某个领域深耕细作,国内企业往往喜欢跑马圈地做大规模,但是现在地已经分的差不多了,即使外资进来也要在某个细分领域重新开始。
在李杨看来,外资的准入不仅仅是制度方面的准入问题,营商环境也很重要。“外资进来是不是能够赚钱,能不能进入市场、能不能获得当地的消费者认可,这是很大的事情,其实是一个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社会的问题。”
对于外资的开放,周小川认为,扩大的同时还要允许这些金融机构能做的业务范围扩大一些,金融机构的业务范围往往是它经营范围里有专项许可的。在博鳌论坛的媒体见面会上,周小川举了外资商业银行的例子:外资商业银行八十年代末就进入了,他们可以做外汇业务,但是不能做储蓄业务,像这样的单项区分也要考虑,该放开的都放开。
那么,金融业开放的下一步重点在哪里?
易纲谈到五点考量:坚持金融服务业开放、金融市场开放与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相互配合,协调推进;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完善金融业开放的制度规则,实现制度性、系统性开放;改善营商环境;完善金融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