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宽松时代下的中国金融选择

在中国银行原副行长、海王集团首席经济学家王永利看来，全球化深入发展，意味着全球范围内的增长潜力将消耗殆尽，全球性产能过剩、有效需求不足一旦出现，短期内难以消除，经济增长必然下行，投资回报率达不到期望值，投资和消费需求下降，企业和家庭会主动去杠杆，此时宏观上将面对的恰是通货紧缩压力。

不过，既往经济学理论更多是面对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建立在提高生产力和效率扩大供给上，而供给扩大又会推动经济增长，所以主要担心的是通货膨胀。但面对全球化饱和后的经济下行，世界各国却依然期望有较高的增长率，自然会加大逆周期操作，但由于需求不足，货币投放实际上难以引发通货膨胀。

当然，王永利解释，宽松的货币政策确实容易刺激金融资产价格上涨，引发金融风险甚至危机，但货币政策最根本的功能就是通过货币币值的调整（主要是贬值）实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然后实现新的平衡。

我们的疑惑是，此过程中，宽松之后形成的过多产能如何被消化？包括何处安放可能泛滥的流动性？还在L型底部“喘息”的经济也许容易让人忽视这两点。据此，也有人认为，可能不会出现类似2014、2015年那样的宽松。

但经济波动与商业周期就在那里，约瑟夫.熊彼特认为，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繁荣和萧条的周期性特征，他指出，经济发展过程中动态的，是由一个均衡走向另一个均衡，这个过程就是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也就是创新的过程；经济发展离不开“企业家”这个创新者。

相比较而言，凯恩斯的经济周期学更侧重于政府积极干预经济过程，从而取代市场经济的自发运行和经济周期的自然恢复。正如当下各国央行几近一致的“宽松”行动，以“拉长”上行周期。

王永利建议，宏观政策理论需要结合全球化高度发展之后，全球从供应不足到需求不足的根本性变化，进行深刻的反思。

那与当下复杂国际形势，新经济、大数据智能时代相匹配的金融生态应该“长”啥样？聚焦中国供给侧金融改革“命题”，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认为，其目的不应该只是增加融资额、增加金融机构，即所谓的数量型金融供给，而应是提供更有效的质量型金融供给。

经济与金融血脉相依，我们认为，全球宽松时代下，更应重视经济周期规律，减速增质的经济亟待一个质量型金融供给，以及一个高标准的市场经济，激发增长动能。就此，中国决策层已经给出了诸如金融、土地、财税等领域的改革方向与目标，要重在抓落实、重在把握好货币政策的“松紧”度；洞悉垒高的堰塞湖未来如何泄洪之策。有时，对经济的“刮骨疗伤”需要容忍一定的“痛”；就像中医点穴疗法，不痛不通。优化结构，由数量型转为质量型或价格型调控，行稳致远——这可能是宽松时代下，金融选择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