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日!上海强制垃圾分类倒计时 一刀切问题怎么破

在上海推进垃圾分类的过程中，类似的“不习惯”还有很多，一方面既体现出这场“垃圾革命”的不易，另一方面也反映上海目前正加快围绕垃圾的投放、运输和处理等关键环节的体系构建。

在关键的前端垃圾分类投放环节上，上海正在紧锣密鼓地加快推进，这一源头分类的体系构建趋势在上海的居民小区内已经较为成熟。

5月29日，在上海市政协举行重点协商办理“坚持源头减量、全程分类、无害化处置和资源化利用，推进落实生活垃圾综合治理”提案专题座谈会上，上海市绿化市容局副局长唐家富介绍称，目前上海全市居住区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已经改造完成约1.03万个，其中静安、长宁、杨浦、松江、崇明和奉贤六区已经全面完成改造任务。

记者在上海杨浦、奉贤等区域实地走访社区时发现，几乎所有的小区内都已经建立了“两网融合”的垃圾分类投放点，此前居民楼前的垃圾桶也已经全面“撤桶”，不少小区规定了7时至9时、18时至20时两个时间段的垃圾定时定点投放机制。

唐家富介绍称，目前上海全市60%的垃圾投放点已经完成了容器、标示和收运体系的规范配套。由社区产生的生活垃圾在投放的时候就会被分为“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湿垃圾”和“干垃圾”，分别由不同的处理资质企业进行上门回收、运输与处理，与以往简单粗暴处理方式早已截然不同。

当然，分类投放还需要分类运输、分类处理作为支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发现，当前上海在中端的运输、中转等关键领域，已经针对这些中间保障环节实现了多种布局、改造与提升。

以张峰的店铺所在的商业街为例，记者从奉贤区市容局了解到，当前该地的干湿垃圾的分类收运正在加紧推进，这也要求区域的垃圾中转站、运输车辆和处理设施等设施建设都必须实现配套。

在这条商业街不远的干垃圾中转站内，一位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称，在社区、商业街进行源头分类后，一般干湿垃圾都会有专业的清运车辆和处理公司进行清运，分别运至不同的垃圾中转站内进行压缩处置，再输送至末端焚烧或者其他处理场所。

“以前干湿垃圾分类运输没有这么严格，现在中转站只能收运干垃圾。”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除了干湿垃圾外，建筑垃圾等俗称的“毛垃圾”也已经在周边建起了分拣处置场所，这与之前有着很大的改变。

上海市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底，上海已经全面完成了41座垃圾中转站的分类改造，已建成可回收物服务点4237个、中转站109个、集散场6个，实现可回收物分类量2580吨/日。

政策落实切忌“一刀切”

从2000年6月被列为我国首批垃圾分类收集试点城市，到今年7月1日正式实施《上海垃圾分类管理条例》，时隔19年时间，上海围绕垃圾分类构建出较为完善的投放、运输与处理体系实属不易，但要实现垃圾分类的全面落实，当前还面临不少挑战。

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上海在垃圾分类处理的体系构建、宣传教育以及市民支持意识等总体系统建设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成果，但同时在具体推进的过程中上海城镇垃圾的处理仍有不少可提升的空间。

“集中体现在很多政策在推行的过程中存在急功近利的现象，导致不少地方在政策执行方面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一刀切’情况。”曾刚告诉记者，在垃圾分类管理推进的过程中，基层执行单位既不能简单地依靠“撤桶”、“缴费”等手段进行推进，更不应将惩罚性制度视为最终目的。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在实地走访过程中了解到，类似“一刀切”情况并不鲜见。尤其是社区的垃圾桶“撤桶”节奏上，表现十分急迫，定时定点的垃圾投放举措没有照顾到一些年纪较大、行动不便的老人，以及早出晚归的工作人群，由此引发了一定的抵触情绪。

上海市有关部门也已意识到这一迹象的发生，5月20日《上海市生活垃圾定时定点分类投放制度实施导则》发布，对基层分阶段开展“定时定点”的工作方法给予指导，其中就强调了需因地制宜，防止“一刀切”的现象发生。

“强制垃圾分类的这一基本原则肯定要推进，但过程必须要循序渐进。”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宋国君告诉记者，按照国际经验来看，在垃圾分类推行的过程中，前期足够的宣传教育与解释，过程中的纠错与反馈机制都需要循序渐进分步实施，而这些可能在目前不少地方做得还不够完善。

宋国君强调，在强制性执行垃圾分类管理措施后，实施惩罚性的举措前更需要足够的宣传教育时间，至少应该一年时间是不罚款的，其最终目的是要为推动垃圾分类习惯的养成服务。

除了前端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一刀切”的情况外，在实地采访中，记者还发现当前上海在末端垃圾处理能力方面也存在提升的空间，集中体现在末端垃圾处理技术运用不足、专业设备与人才缺乏等。

在张峰等商铺店主看来，当地主管部门收纳的餐厨垃圾清运费用中，如果仅是垃圾清运费收费的标准实属太高，也远超普通生活垃圾的标准，这是普通商家所不解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这笔缴纳款中也还包括了当前上海正在加速构建的餐厨等湿垃圾处理能力建设，用来弥补当前垃圾末端处理以焚烧和填埋为主的单一技术运用现状，实现更好的资源化利用。只不过，在张峰等人拿到手的《告知书》中并不会写明这一目的。

同济大学循环经济研究所所长杜欢政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表示，现在上海在将餐饮垃圾和厨余垃圾等分类处理，目的不是为了像之前那样直接送去垃圾焚烧站里一烧了之，而是通过堆肥、碳化和昆虫蛋白等技术路径来实现资源化利用。

“所以政府收这个钱，也是为了推动垃圾处理后端的技术进步。”杜欢政指说。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上海当前垃圾处理技术研发与设备制造的不足，也让不少上海的制造企业看到商机并参与其中，谋求一定的市场发展。

上海莎瑞光电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洁翔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其正在与上海地方政府合作试点研发小型垃圾就地处理设备，正是瞄准了当前垃圾焚烧市场空间大、技术研发相对薄弱的现实。

“在技术与设备的研发过程中，除了想弥补市场的不足之外，还希望能够为上海的垃圾分类培养出一些类似‘垃圾处理博士’这样的紧缺型专业人才。”杨洁翔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