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磊：中国金融业面临三个“两难”抉择

陆磊指出，要解决上述三个“两难”，《报告》给出了方案，即发展直接融资。发展直接融资市场是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环节，它可以使我国金融业摆脱服务实体与承担风险的困境，流动性充沛与实体融资的困境，加杠杆需求与去杠杆要求的困境。

一方面必须看到间接金融为主的金融体系无法充分服务实体，并支持现代化经济发展，同时造成了负债率持续攀升的风险。从供给侧看，在银行为主体，部分创新性金融服务往往依然决定明股实债性质的金融供给条件下杠杆率必然攀升。

从需求侧看，以资产负债管理为核心的金融体系造就了一大批依赖刚性兑付的投资者，风险实际上仍然聚集于金融体系，隐性担保将持续存在，道德风险可能蔓延，金融资源面临错配，更加保守，更加倾向于体内循环，这将是金融业的某一种选择。

另一方面还必须看到，发展直接金融有利于同时实现服务实体，促进金融稳定的良性循环。在直接融资中，资金需求者与供给者通过资本市场具有高度流动性的股权、债券和其它创新性金融工具等直接建立信用契约关系。《报告》还指出发展直接融资是一项系统工程，当务之急需要从两个方面推进：一是法治保障，要求完备法律体系，严谨立法过程，公正司法程序和裁判执行系统；二是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有序解决利率双轨制和定价失灵问题所导致的刚性兑付。

陆磊表示，依靠改革、开放，使金融体系回归实体和管理风险的两大基本性功能。发展直接融资当然是治本之策，是实施金融政策推动金融发展的长期导向。但是，他也强调不能忽视短期，不能忽视治标的重要性。在短期仍需要在现有的金融结构框架下推动金融业发挥服务实体和管控风险两大职能。

《报告》以资管市场为例，梳理了相关的短期政策组合。

一是尊重市场规律。在金融市场化、科技化背景现，以资管业务为代表的跨市场、跨机构、跨行业、跨产品的金融创新推动了中国金融结构转型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金融压力，推进了金融业的综合经营。在现实中法规规范一般都会滞后于创新，容易出现监管的缺位、监管的真空和市场套利的问题。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资产管理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开放也就是尊重市场规律，开放会带来新的选项，开放也会带来新的希望。

二是统筹监管资源，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现，统筹宏观和微观，调控和监管，完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强化功能监管，实施穿透式监管，建立行为监管体系。

陆磊总结道，《报告》是年度金融政策实录也是对政策得失的价值判断，还是优化政策的建议。《报告》通篇想说明金融服务实体和风险防控的主体是金融体系，它在于机构和市场。而核心是金融资源配置，好的金融资源配置使实体部门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服务和优胜劣汰的正向激励，两者都不可偏废，好的服务和激励将系统性降低金融风险，而好的金融政策在于激励金融业高效稳健实施金融资源配置，而不是越俎代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