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金涛离世两年后 中信建投迎来新“军师”！

中信建投证券研究发展部行政负责人武超则对券商中国记者表示，“首席经济学家是证券公司的‘军师’。张岸元到任后，将进一步提升中信建投证券在市场和公众眼中的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当然，中信建投研究所的整体研究实力也将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在总量研究方面将如虎添翼，赢得市场更广泛的认可。”

“出身名门，学有专长”

首席经济学家被视为一家公司的“门面”，“周期天王”周金涛堪称誉满天下，他的很多分析言论至今颇受市场人士追捧信奉。而在卖方研究加速“供给侧改革”时代，未来一年被中信建投研究所等大型卖方研究机构视为挤入行业第一梯队的最后窗口期。

此时，中信建投引入的首席经济学家，必定慎之又慎，优中选优。据记者了解，近两年来，中信建投证券持续努力寻找适合的首席经济学家人选。

为什么是张岸元？武超则表示，“张岸元博士具备优秀首席经济学家的三大要素：出身名门，熟悉政策；学有专长，善于沟通；性格沉稳，谦逊务实。”

张岸元出生于1970年，本科毕业于天津大学热物理工程系，硕士和博士分别毕业于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和国际经济研究所，2004年进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从事12年经济政策研究，领域涉及财政金融、国际经济与政治、农业经济等。在宏观院工作期间，张岸元直接参与若干重大项目组织实施，曾作为中方主要专家为众多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金融政策援助。

2016年，张岸元进入券商研究领域，任东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在较短时期内形成了有特色的分析框架。去年以来，他在中美经贸磋商分阶段进展预判、中央银行持有ETF可能性等方面提出若干前瞻观点。张岸元还担任南开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等社会兼职。

“对政策的把握和解读都非常到位。”有资深业内人士如此评价张岸元，擅长解读全球经济贸易关系、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熟悉国内宏观经济政策，有着多年的政府部门工作经历及扎实卓越的学术研究实力，与国内与国内外学术界、企业界有密切联系，洞悉世界经济与中国经济发展动向。

“我们前期持续努力寻找优秀且认可中信建投证券企业文化和价值观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就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是双方相互欣赏且彼此认可。”武超则对记者表示。

值得一提的是，张岸元与周金涛、黄文涛均毕业于南开大学，这所以宏观经济研究闻名的高等学府与中信建投证券颇有渊源。

中信建投研究所改革进行时

去年末，券商中国记者独家专访武超则时，她透露，中信建投研究所的目标是在三年内进入行业前五名。为了这个目标，自上任起，武超则就大力推进研究所改革，一方面推进新的激励机制，一方面计划引入8—10名业内有较大影响力的分析师、优秀销售等。张岸元正式履新也成为中信建投研究所近期的一大成果。

研究所改革进展如何？记者了解到，去年四季度，中信建投研究所明确了后新财富时代的考核和激励机制。自推行全新的人才考核激励制度以来，坚定实现人员“有进有出”，研究人才队伍结构不断优化，已招募多名顶尖卖方分析师和优秀销售加盟中信建投研究所。目前公司层面的首席经济学家张岸元、有多年互联网公司从业经历的传媒行业首席分析师杨艾莉都已正式履职，接下来还将有多位重磅行业首席陆续亮相。

随着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推出，对券商的综合实力、对研究所的研究深度和定价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卖方研究正迎来一个新的历史机遇期。中信建投证券在已受理项目和储备项目上都为行业翘楚，研究发展部也在努力抓住机遇。

武超则表示，研究所将按照新的市场需求，以公司战略和客户需求为导向，全面打造与公司各项业务发展齐头并进的研究团队。市场化设置和新增研究领域，比如科技创新、基金研究、大类资产配置和大宗商品研究等领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研究，强调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

前十大券商中，已有9位首席经济学家

在券商竞争白热化的当下，首席经济学家也是各家券商比拼以及关注的重点之一。

随着张岸元入职中信建投，2018年营收前十的券商中，仅剩招商证券暂无首席经济学家。

中信证券诸建芳、海通证券姜超、国泰君安花长春、华泰证券俞平康、广发证券沈明高、中金公司梁红、申万宏源证券杨成长、东方证券邵宇等各家首席经济学家都入选证券业协会“首席经济学家委员会”成员名单，参与国家宏观大势、经济发展的点评分析，同时也用自身影响力带给所供职单位较大的附加价值。

近期，除了张岸元外，也有数家券商首席经济学家职位出现变动，原光大资管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赴任中银国际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从买方研究转入卖方研究；去年末，原华融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伍戈赴任长江证券。

券商中国独家专访张岸元

近期，中美贸易战已经触发，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不确定因素；四月份工业数据有所回落，也为经济发展布上一层阴霾；科创板进入冲刺状态，成为影响券业未来格局的重要变量。

针对市场关注的热点问题，张岸元接受券商中国记者独家专访，以下为专访全文：

券商中国记者：您如何看待中美经贸磋商长期化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张岸元：单纯加征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冲击不大。此前大量实证研究表明，随着时间推延，至多两到三年，市场会完全吸纳关税冲击。短期看，刚刚公布的四月份数据很不乐观，外贸、消费、制造业投资均显著回落。出现该状况与近期贸易谈判逆转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国内的内生增长动力机制出了些问题。某种程度上讲，外部压力上升，甚至会为解决这些机制性问题提供更大动力。

预计二季度后两个月数据不乐观，但其中有两个时点性对冲因素值得关注：

一是“增值税抢跑”之后工业数据可能有所恢复。四月份之所以工业数据很不理想，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企业选择在四月一日所得税率下降之前提前进口，多开增值税进项发票用于抵扣。这一行为推高了三月份工业数据，拉低了四月工业数据。随着时间推延，该因素将逐步消失。

二是“抢出口”可能抵消加征关税冲击。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威胁，会导致其所覆盖的出口商提前出口规避关税，这一行为会在短期内部分对冲2000亿美元商品关税提升至25%的影响。类似行为模式在去年曾经出现。

券商中国记者：目前看，国内政策面似乎没有太大变化，您如何看待背后的原因？

张岸元：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确定的基本目标，应该涵盖贸易谈判逆转的场景，稳就业为首的六稳政策基调不会发生变化。目前的需求端政策很难下手，基建面临地方融资平台矛盾的制约；消费不振的关键是汽车消费持续下降，而对此政策发挥效力的空间不大。外贸方面，鉴于中美博弈，出台政策更应深思熟虑。关于加征关税的利弊，特朗普的思维与经济学家双赢双输逻辑完全不同，他坚持认为联邦财政白得了一笔关税（去年至今可能超过300亿美元），美国进口商和消费者没有损失，是“中国为此买了单”。

关于一年以来加征关税的中美贸易福利分析，非常复杂。或许，特朗普说的不是完全没有道理：去年下半年的人民币贬值压低了美国进口商的美元到岸价，提高部分商品出口退税率政策改变了通常的加征关税福利影响。提高退税率的好处是：帮助中国企业提升出口价格竞争力，部分吸纳关税冲击，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坏处是：减少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的福利损失，缓解了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政策的国内压力。美国加征关税，获得关税收入；中国提高出口退税率，减少财政收入。整个过程的理论标准利益流向是：中国财政到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到美国企业和消费者、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到美国财政。略过中美两国企业和消费者中间环节，中美间的收入分配格局改变，主要发生在两国财政之间。鉴此，着眼于贸易谈判，人民币贬值、提高出口退税等对冲关税的稳出口政策，都不应是政策选项。

券商中国记者：如果考虑出台新的财政政策，您认为最应该从哪儿入手？

张岸元：降低个人收入所得税边际税率或许是最应采取的政策。该政策可迅速有效扩大居民收入，从根本上支撑消费；让利于国内工薪阶层、中产阶级，也能够在外部压力下进一步凝聚人心。个税作为我国财政的非主体税种，降低税率对财政收入冲击不大。全球比较，我国个税边际税率处于较高水平，着眼于吸引高端人才、推动对外开放，也应有所动作。

当然，降低个税税率与我国“增加直接税占比”的税制改革方向相左，因此可采取税收假期的方式，宣布在一段时期内予以减免。此前，在房租收入是否缴税、年终奖计税方式等方面，财政均有类似实践，可做参照。

券商中国记者：您对目前的市场调整有何看法？

张岸元：今年一季度，外部环境和国内政策同时利好，在内外双轮驱动下，市场在较短时间找回了去年全部跌幅，回到了3000点附近。之后的上涨动力是减税。增值税率下降大约带来上市公司3000亿元的利润增厚，如果PE倍数不变，大约折合为4万亿市值增加，换句话说，以3000点为正常位置，A股有7%到8%的上涨空间。进入四月，市场提前消化减税预期，走到3200点上方时。这时市场上行乏力，需要有新的因素驱动，但中美贸易谈判突然出现逆转，这相当于驱动今年市场回到3000点的两个轮子，突然缺失了一个。因此，市场回到去年底的水平，可以理解。

展望后市，中美经贸磋商将是长期因素，市场多少已经适应这种局面，与此同时，国内政策面依然能够为市场提供支撑。当然，鉴于5月15日本次降准改革落地，而两次降准有一定的时间间隔，我们也不能政策频繁发力，刺激市场。

券商中国记者：科创板已经进入冲刺状态，您认为可从哪些方面去防控科创板初期暴涨暴跌风险？科创板制度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地方？如果顺利开板，会如何影响A股市场？

张岸元：我们不能指望科创板将所有“好的”制度安排，都一次性纳入试点。先行推出运行，在市场运行的实践中逐步完善更加符合实际。事实上，除了行政管制，不存在能防止暴涨暴跌的完美制度，纳斯达克就是例证。各种形式的T+0确实有利于市场买卖双方力量的平衡，但其助长投机方面的负面效应也显而易见，相信监管当局和交易所会审慎权衡。科创板早期规模不会很大，预计其分流资金、进而影响其他板块的作用有限。

券商中国记者：目前，中信建投证券科创板受理企业共有15家，排名暂居行业第一。您认为，头部券商如何做到“一流投行+一流投资+一流研究”？

张岸元：券商研究转型已经被提到了议事日程。向对内服务转型是多家券商选择的方向。转型需要新的能力建设，而研究能力培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目前这种“名校毕业生入行，短平快培训，就某些专题开展研究，投入路演，借助市场化评比机制或特殊市场机遇一战成名”的人才成长模式亟待改变。

转型的过程艰难曲折，需要领导者从战略层面取舍，应允许研究所作为公司的零利润中心、甚至成本中心存在。成建制保留的研究所，需要考虑以下命题：

一是去产能。现有市场规模以及佣金制度变革，不需要如此庞大的外部研究队伍提供服务。

二是综合化。除现有卖方研究之外，叠加新的研究功能是大势所趋。政策研究必不可少，咨询服务是新的竞争领域。在欧美日本，国际投行与大型企业集团之间都有相对长期固定的合作关系，未来我国也会越来越多地看到类似模式。

三是平台化。研究所应成为公司整合资源的平台。包括：服务公司发展战略，成为公司思想中心；联通不同业务线研究需求，挖掘新业务机会；减少重复投入，发挥部门协同效应等。通过券商自身研究力量与社会其他研究力量的有效合作，不仅能将各方面优势整合成为客户所需的定制研究成果，而且可为监管部门提供有价值的决策支持。

券商研究转型是金融供给侧改革的必然要求，该趋势不会因短期市场行情变化而发生逆转。未来中国一定会出现类似日本企业综合研究所那样，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券商研究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