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王安石曾被史学界当成“改革家”,还受到梁启超等人的赞扬,但是越来越多的人不这样看。稍后于梁启超的林语堂,把商鞅、汉武帝、王莽、王安石的变法并列,称王安石变法为“第四次失败”。 宋史专家汪圣铎认为,王安石只是“敛财家”。
经过邓小平主导的改革,“改革”这个词已经特指市场化方向的变革。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明确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如果变革的方向不是市场化的,就不是改革,而是逆改革、伪改革。
北宋晚期,确实存在很多问题需要改革,比如政府冗员多、效率低,但是王安石的“新法,却恰恰是逆改革。
林语堂把王安石最重要的九项变法内容分为三组:三种国营企业(均输法—国营贸易、市易法—国营零售、青苗法—国营信贷)、三项新税收(免役税、消费税、所得税)、三项登记管制(保甲法、方田均税法、保马法)。其中,免疫法是指老百姓可以交钱抵徭役,本来是一种改进,但是免役钱収得过高,并且保甲法又强令农民抽丁参加军事训练,故此只是多增了一项税而已。
以司马光为代表“旧党”,尽管他们自己没能进行扩大民间自由度的改革,但是他们至少是在努力阻止情况变得更坏,所以他们名虽为“旧党”,但其实代表着先进的一面。
常有不懂经济常识的人说王安石变法:“最高层的改革意愿是好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一项利国利民的政策到了下面可能就成了一项祸国央民的祸根。”历史上很多王安石式的人物,他们自信自己的理念是好的,如果效果不好,他们就怪罪于下面的人没有忠实执行。
然而,王安石变法从理念上就彻底错了。幸好他的变法没有得到彻底、不走样的执行,否则老百姓会更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