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永定：不要把维持经济增速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

Q：2016年，有观点认为我国经济运行“是L型的走势”。目前的中国经济，运行在L型的横画上吗？

A：很难说，我们还不知道横画在哪。我们说中国经济运行在L型的横画上，已经谈了至少五年，结果它还在往下走，说明还没有到达横画。

L型的横画被理解为中国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2015年后，我对宏观经济形势、宏观经济政策的看法有了一些调整，虽然不是根本性改变，但确实有一些比较明显的调整。比如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到底是多少？过去我跟大家一样，认为可以确认，但我现在的看法是不一定，这很难计算。

这几年，中国经济增速平均都是六点多，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不是就六点多？很难说。一些权威的、负责任的专家做了计算，结果从8％到5％都有，到底信哪个？中国经济体量是90万亿元人民币、13.6万亿美元，哪怕相差0.1个百分点，都是很大的数字，造成的影响也是巨大的。

我认为这些计算中都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充分考虑进去或处理得还不尽如人意。比如应该扣除周期性因素，现有计算结果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往往是顺周期的，而且有很大波动。从概念上来讲，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应是比较稳定的趋势，不能忽高忽低、变来变去。当然，这是一个普遍性问题，其他国家对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也存在顺周期问题。

Q：影响中国潜在经济增速的因素是什么？

A：从理论上看，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全要素生产率、制度变迁等都会影响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正面回答中国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很困难。但判断中国的实际经济运行是否偏离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相对容易。

就中国目前情况，我主要看两个因素：一是通货膨胀率。过去我们有经验，如果有效需求太盛，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就上去了。但现在中国CPI、PPI增速很低，还有可能再下降—从这一非常重要的指标判断，很难说现在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通货膨胀是衡量供求是否均衡的重要标准之一。如果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说明超出了潜在经济增长速度，需求太大了；如果非常稳定，那就很难说超出了；如果还在下降，可能是有效需求不足，经济增速处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之下。

二是中国财政状况较好，到现在为止还有增加财政支出的余地。今年的财政赤字率定在2.8％，在世界范围看都是较低的。综合这两个重要指标，我认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还有进一步提高的余地。

自2012年以来，中国每次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下降，我们就赶紧出来计算，证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就是这么低，因而政策也应适用这样一种水平。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2012年以前，公认的潜在经济增速应该是9%左右，2013年是8%以上（看看当年投行的预测就可以知道），2014─2015年是7%左右，以后是6.5%，现在是6%─6.5%。以后是不是会进一步降到5%？我认为，先判断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是多少，然后再确定指导性增长目标有些过于理想化。我过去也倾向于这种思维方式，但我现在的观点是，只要我们还有财力，只要通货膨胀还处于较低水平，就可以通过增加财政支出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从而使经济增长速度高一点。当然，必须强调：提高经济增速的前提条件是不引起通货膨胀，不影响中国的结构性改革。

中国经济结构存在两大问题

Q：在你看来，中国目前经济最大的结构性问题是什么？

A：结构可以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我这里讲结构性问题，是从宏观需求管理的角度来讲，不涉及其他结构问题如所有制改革、国企改革等。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之一是对外依存度太高。现在虽然已经降了不少，取得了很大成绩，但还需要进一步下降。跟美国、日本等国家相比，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过高。美国是世界霸权主义国家，对保护其海外利益拥有很强的能力，但中国目前没有这么强的能力。现在中国出口存在很大不确定性，美国要对中国进一步加关税，对中国出口肯定会造成相当大影响。但到底多大现在还不太清楚。从长期来讲，中国必须改变出口依赖程度过高这种结构性特点，特别是减少对美国的依赖。中国人口众多，国内市场巨大，可以更多地依赖国内市场。中美贸易战实际上在给我们敲响警钟，我们可以变不利为动力，加速结构调整，促使中国平衡贸易发展状况。

中国经济结构性问题之二是过于依靠房地产投资。政府想控制房地产投资，但一控制，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GDP增速下降，政策马上又放松，然后“呼”地又上去了，这些年一直在这样循环，反映出我们对房地产投资的控制缺乏定力。房地产投资不是政府可以用来增加或减少有效需求的宏观调控工具，不像基础设施，经济增长速度好时少投点，增长速度坏时多投点。进行结构调整是要使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总投资和GDP中的占比逐步降下去。为此，应更多运用税收政策。房地产调控要从长计议，政策不能变来变去，一会加强调控、一会松绑调控。

Q： 4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大对“质的提升”和“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应如何提质？

A：政治局会议提出的结构调整是一个包含丰富内容的概念。我这里仅谈宏观调控中的结构问题。我个人认为，在宏观层面，房地产开发投资在总投资和GDP中占比过高、出口对GDP占比过高（特别是对美国出口占比过高）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两大结构性问题，要下定决心去解决。

可以考虑尽快征收房地产税、适度提高印花税等措施，放弃依靠房地产投资推动经济增长的做法，使房地产投资增长速度逐渐低于总投资增长速度、低于GDP增长速度。为了不让中国经济增长失速，还要创造一系列的条件鼓励制造业投资，推出新兴产业减税等各种优惠政策，再不行还可以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增加基础设施投资是否会造成市场扭曲，导致结构再次恶化？这要看投资什么。比如上海垃圾围城、北京下水道不灵、自来水不能直接饮用、医院看病难看病贵等，需要投资的地方太多了。有利于国计民生、有利于中国未来长期发展的基础设施，不要单纯只考虑商业回报，要看社会回报。很多投资是必要的，也能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现在一说基础设施投资，就说影响结构性改革，有些偏颇。

不要把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和结构性改革对立起来，两者在大多数问题上没有矛盾，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经济增长速度较高，也给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余地。

在宏观经济层面，结构调整就是改变比例。在比例变化过程中，总量并不必然减少。在减少对外需依赖的同时，完全可以（当然会有转型阵痛）同时增加内需。

财政政策应负宏观调控主要职责

Q：有声音认为，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财经委员会会议传达出宽松政策周期即将结束的风向。宽松宏观政策周期真的结束了？

A：我依然持这一看法：2019年，中国应推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并辅之以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当前情况下，财政政策应该负起宏观调控的主要职责，货币政策必须同财政政策相互配合。

跟货币政策相比，财政政策的一个缺陷是缺乏灵活性，年初就要决定多大的投资、投哪些项目等。但无论如何，中国应该更积极地使用财政政策推动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在目前情况下不是特别有效：如果经济增长不好，大家比较悲观，企业就不愿意借钱，或者本来债务已经很多，想还的人都不愿意借钱，银行也不敢借钱。

所以中国的货币政策除实现自身目标（如增长、就业、抑制通胀等）外，另一个作用是配合财政政策。发债时，如果银行的利息率很高，老百姓就不买国债了，把钱存到银行或者买各种金融产品；把利率压低，大家把钱都投到国债市场。货币政策支持财政政策，就是要保证国债能卖得出去，这是重要的任务。

但我不太赞成所谓“结构性货币政策”的主张。货币政策是个总量政策，决定灌多少水、漫灌还是微灌，不能解决滴灌的问题。钱往哪去是由市场决定的，根本不能控制流向，要让它具体流到哪种行业哪种类型的企业中去，很困难。

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承担了太多的结构性任务，这本不该由它承担。保证经济增长和就业，考虑通货膨胀和汇率，是货币政策应考虑的目标。至于支持中小企业，货币政策的作用也是有限的，毕竟这是由市场决定和商业银行决定的。

Q：应该如何具体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A：我要强调一点，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就是为了支持基础设施投资，用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来弥补房地产投资增速下降及其他增速下降。

要增加基础设施投资，你得有钱，但不要再像过去四万亿的时候，让地方政府跟银行借钱、建立融资平台。当然如果地方政府有很好的平台，商业银行愿意借，那是另外一回事。

应该由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出资，地方政府给予配合。政府花钱，就会出现财政赤字。今年财政赤字率定的是2.8%。我认为2.8％可以突破，当然不是为了突破而突破，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依靠政府发国债来融资。国债现在很受市场欢迎，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我们有采取扩张性财政政策的余地。首先鼓励居民购买，商业银行也可以自己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