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志武：金融管制对草根更好吗

这个局面维持多久呢？从1970年代到1990年代，大部分州先后废除了对银行的跨州经营限制。那一波监管政策的放松大大加剧银行业的跨州竞争，使大量中小银行被吞并，这个过程当然产生了像美国银行、摩根大通这样的超大型银行，但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银行业的效率和业绩表现，抬高整个经济体的竞争力。如今，银行作为金融中介，必须积极地在全国范围内寻找优质的公司发放贷款，而不能简单地只贷款给长期合作的本地公司。

那么，银行管制政策放松之后，各州的收入分配结构是恶化还是改善了？尤其是当初推出管制政策是为了保护草根老百姓的收入机会，所以，最重要的问题是：放松管制后，低收入群体的局面是变好还是变坏了？

布朗大学的RossLevine教授等三位学者（Beck,LevineandLevkov）在2010年发表了一篇研究，尝试回答这些问题。他们看到，由于美国50个州中，是否允许外州的银行进入本州经营是由州议会而不是联邦政府决定，但各州的政治格局和经济状况又各不一样，所以，各州废除限制政策的时间很不同，这就给他们研究回答上面的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背景。

他们比较各州在放松管制之后与之前的收入分配变化，特别是综合考虑各州的历史与经济背景差异。系统分析结果发现：放松管制显著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经济机会。尽管美国全国的收入差距指标在1971-2005年间呈恶化趋势，但相对于全国趋势，早早放松管制的州，州内收入差距状况却得到改善。数据显示，放松管制后的八年里，收入基尼系数（也就是收入差距指数）比之前降低4%，这些州内收入分配结构的改良有60%是放松管制造成的。

尤其是他们也发现，放松管制让最穷的四分之一人口的收入增长5%，但对中高收入者没有显著影响。因此，收入分配的畸形程度降低、变得更加平衡。这里，你注意到，放松银行业管制带来的收入分配改善不是靠“杀富济贫”而成，而是靠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来实现。

放松管制为何带来好处

他们的发现似乎跟多位美国总统与其他人的看法相左。为什么放松管制对草根阶层更有利，而不是反之？

这几位教授提供了三个解释：首先，放松管制使竞争更加激烈，赶走一些原来无能的本地银行，让低收入群体得到更多的金融支持，尤其是可以得到更多贷款服务。这样，他们有更多资金经商或投资于自己的人力资本教育，从而提升收入。其次，放松管制提升了银行的业绩和效率，让银行降低贷款的抵押品要求，使一些本来得不到贷款的低收入群体能够获得信贷。再就是，放松管制使得贷款利率降低，减轻企业的借贷成本，从而让地方企业获得更多贷款，从而扩大生产，进而增加劳动力需求，提升就业和收入。他们发现，放松金融管制后的十年里，失业率显著下降。

在后续研究中，Levine教授也考察了那一波放松管制对不同种族的经济机会的影响。他发现，在控制了个人特征和其它因素之后，放松金融管制显著降低了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工资差别。放松管制前，其他特征相同的白人比黑人工资高14%；相形之下，放松管制后工资差别降到11%。这说明，金融管制之下，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往往不会牺牲对富人和白人的服务，但会减少对低收入群体和非白人群体的支持，就跟中国的情况类似，因为在国内，任何时候金融环境一旦收紧，对国企的金融服务不会受影响，但对民企和草根群体的金融支持会减少。

由此，你看到，以保护老百姓为名的金融管制，实质上是害了低收入群体。金融机构的抵押要求和贷款成本的确对穷人不利，但，这是银行应对信息不对称的反应。如果是强化金融管制，那就迫使银行放弃对低收入群体的服务，将他们拒之门外，没有激励去改善处理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只有放松金融管制，让金融机构充分竞争之后，银行才有激励在竞争中不断发展、完善自身，才能提高运行能力、增加对草根群体的服务。因此，金融完全可以普惠，帮助改善普通人的收入机会，但前提是“看得见的手”不能干预太多。自由发展的金融不只是帮富人致富，而且更帮助穷人出人头地。

金融具有天然的普惠性，因为越是收入不够充裕的人，就越需要利用金融工具，把收入跨越不同时间做精细配置。金融服务对穷人的边际效用比对富人更高。可是，一旦金融管制加强，银行和其它金融机构会首先砍掉对低收入群体的服务，或者对草根群体的服务收缩、成本提升，但会保留对成功企业和富人群体的服务。即使监管者是出于“提升金融的普惠性”而强化监管，在实际层面，金融机构还是会首先牺牲低收入群体。监管者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到收入分配后果。最后，美国银行业原来一直受到严格管制，1970年代开始放松管制之后，金融的普惠性逐步得到释放。结果，低收入群体、黑人群体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他们的收入显著上升，而中高收入群体的受益程度不明显。这些研究结果跟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管制结果一致，因为房地产管制政策越严、越细之后，草根越来越难以进入房地产。管制政策增加了收入差距和机会差距。

（本文为喜马拉雅《陈志武教授的金融课》讲座文本）